我们似乎可以说，“地狱”是“集体良心”的产物，而“正义”乃是“集体良心”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地狱的最后审判代表的是“集体良心的审判”，也是“正义的最后救济”；而作为正义象征的包公很自然地成为“日理阳世，夜断阴间”的人物，《龙图公案》里也很自然地出现了十一个“在阴间告状”的案例了！
就像《久鳏》一案里说“阳间有亏人的官，阴间没有亏人的理”，或像《寿天不均》一案里所说：“这样人只好欺瞒世上的有眼瞎子，怎逃得阴司的孽镜台”，阴曹之法似乎是人间法律的周延化，而地狱中的“良心审判”似乎就是精神分析所说的“超我”（superego）象征了，但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种地狱里的审判还含有其他成分。譬如在《侵冒大功》一案里，侵冒大功的总兵被九名小卒和边域百姓在阴间告状，由包公审理，自然是“罪证如山”，包公怒道：“叫你吃不尽地狱之苦”，命鬼卒“将一粒丸放入总兵口中，遍身火发，肌肉消烂”，但鬼卒吹一口孽风，痛苦不堪的总兵复化为人形；尔后又如法炮制，总兵“须臾血流迸地，骨肉如泥”；而悲怨的兵卒与百姓则在一旁大叫“快活快活”。
这种看坏人“吃不尽地狱之苦”而“引以为乐”的情景是“正义”与“良心”的写照吗？如果说这就是“正义的追讨”，那么其中也含有了“无穷恨意之追讨”的成分，“正义”里面实挟带了被害人原始的“攻击欲望”。地狱里的“绝对正义”，除了“超我”外，还有“原我”（id）的杂质。
正义与命运的终极关系
《龙图公案》里的正义，不只是对出轨欲望的惩罚而已，在阴间里，要求包公能为他们主持正义的还包括其他的“不平者”，譬如《忠节隐匿》一案里，忠臣与节妇在生前未受表扬，而在“阴司号泣自鸣”者；《巧拙颠倒》一案里，巧妇配了个拙夫，而向包公“叫屈”的女子；《绝嗣》一案里，行善之家竟绝子嗣，“死得不服”，而告到阎君处者；《鬼推磨》一案，则是“自家这样聪明，偏没钱用，一病身亡”，看别人傻乎乎的却金山银堆，满肚子牢骚，干脆告“钱神不公”者。
在现实社会里，尽管有这些“不平”，但似乎没有人会为此而告进官里去，即使递上状词，恐怕也没有人能为他“主持正义”。但到了阴间，他们却纷纷发出了“不平之鸣”，这有两个含意：一是他们在阳世只是“隐忍不言”而已，到了幽冥地府，“潜意识中的不满”就立刻现形；一是作为“最后审判”场所的冥府，必须为大家理清命运与正义的终极关系。
所谓命运与正义的终极关系是指是否有个以公平与正义为原则的“天道”，在决定芸芸众生的命运，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竟至“天地不仁，善恶罔报”？这是作为正义化身的包公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包公对这些阴司案件的判决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要向大家证明“天道好还，常与善人”，譬如对“号泣自鸣”的忠臣节妇，他说：“待我题奏阳间天子，阴奏玉皇上帝，叫你们忠臣节妇，自有享福之处，那贪官自有吃苦的所在”；对《绝嗣》的善人张柔，他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凡人家行善，必有几代善方叫做积善”，张柔因祖父遗下冤孽，所以无子，但他既然行善，可转世做“清福中人，享此快活”。
欲望与正义的十字路口
对于世间所留下来的不平与命运的作弄，包公在阴司都根据“道德原则”给予救济，这似乎证明了“天道”的存在，但事实上，如果“天行健”，“天道”能自己无碍地运转，又何需假包公之手？所谓“天道”，主要是靠包公的执行才彰显，因此，实际上，它是一种“人道”，正义是世人对“天地不仁”所发出的“人性的要求”。而包公要在虚无飘渺的阴司才能对“不公的命运”提出最后的救济，这多少表示，在现实世界里，命运并非正义的范畴，正义对个人坎坷不平的命运是爱莫能助的（“个人命运”与“阶级命运”成为正义的议题，是近一两百年始出现于西方的观念）。
如果我们用简单的二分法，把“出轨的欲望”视为依“快乐原则”而行事的“原我”，将“追讨的正义”当做依“道德原则”而行事的“超我”，那么《龙图公案》就是“超我”惩罚“原我”的心灵演剧。在欲望与正义的十字路口，当“原我”与“超我”短兵相接时，我们看到了汉民族对欲望所具有的“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也看到了以“第三种知识”及“地狱审判”为奥援的正义的复杂样貌。笔者并非有意“模糊”正义的面目，只是觉得在民间故事与戏剧里作为正义化身的包公，他不苟言笑的形象太过刻板，想给他一些“弱点”，使他更像“人”而已。至于谈了那么多“欲望”，主要是想指出中国人对此原也有着极深的“幽暗意识”。有人说，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下，中国人多“忧患意识”而少“幽暗意识”。那是儒家经典所呈现的，它只是中国文化的“幽灵”，中国人真正的“血肉之心”恐怕是存在于《包公案》这种流传民间的故事里吧！！
《周成过台湾》悲情的解读
站在周边的立场说话
在台湾民间传奇里，有一些男女悲情故事，譬如《周成过台湾》《林投姊》《阿柳》等。在过去，这些故事可说是家喻户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不仅从老一辈的记忆中逐渐隐退，似乎也难以再引起新生代的兴趣与认同。
笔者花了两个下午到光华商场旧书摊，搜寻《台湾四大奇案》这本载有周成和林投姊故事的旧书，它已杳如黄鹤，而只能从中央图书馆台北分馆借到的一本《台湾民间传奇》（泰华堂出版社，1975年版）里找到改写过的故事。
在灯下，翻阅着发黄的书页，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在台中旧屋木床捧读《台湾四大奇案》的我，这些以台湾早期移民为题材的悲情故事，像黑水沟的潮汐，去而复返，拍击着我的心灵之岸。二十多年前，我的心灵一如柔软的沙滩，只能啜饮这些故事表层的泡沫，它们也近乎无声无息地带走了我少年青稚的脚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走过江湖夜雨，昔日对这些故事的单纯理解已像无心的白云，幻成苍狗；如今我只能决然地以心灵中冷硬的岩壁，迎向那些最接近自己的民间传奇。在一阵冲撞后，它们终于解体，翻碎成片片激溅的浪花。水深波澜阔，暗夜里，我仿佛听到一股古老的、不安奔涌着的潮骚，以及另一种微弱、但却不同的生命鼓声。
以中原为中心的话，台湾是它的周边；以《水浒传》《红楼梦》为古典小说中心的话，这些民间传奇是它的周边；以“新批评”为文学评论中心的话，生物学和心理学是它的周边；以学院派学者为中心的话，笔者自亦是它的周边。但中心与周边常是相对的，本文乃尝试以周边的立场来解读《周成过台湾》等民间传奇中的悲情。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结构
在解读这些悲情故事之前，笔者拟先大致交代一下它们的情节：
《周成过台湾》大意是说，泉州人氏周成因三餐不得温饱，向人借贷盘缠，告别父母及怀孕的妻子月里，渡海来台，在艋和同乡周元做杂货生意。不久，即因迷恋蓬莱仙馆的妓女郭面仔，终至床头金尽，悔恨交加，准备投海自尽。
在海边，他巧遇亦来寻死的王根，两人同病相怜，在一番倾诉后，重燃生机。于是在王根父亲的支持下，两人东山再起，到台北开设茶行。生意兴隆，日进斗金之后，周成又和面仔重拾旧欢，并将她迎娶进门，已将海峡对岸的父母及妻子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泉州的父母及妻子，自周成离乡后全无他的音讯，生活更加艰苦。一日周元返乡，带来周成炙手可热，但已别娶娼妓的消息，病重的老父遂含恨而终，老母亦自缢而死，月里则在乡人义助下，带着孩子渡海寻夫。
她一路行乞，总算来到周成的茶行，但周成已不认糟糠之妻，幸亏王根仗义收留，郭面仔却以一碗毒汤毒死月里，并要周成与她联手灭尸。中秋前夕，月里的阴魂突然附在周成身上，他发疯似的以鱼刀刺死面仔及恶仆戆头，留下一封遗书给王根，即自杀身亡。王根念旧抚孤，周成和月里的儿子周大石遂在台湾落地生根，成为富商。
《林投姊》则是说在赤城西南，寡妇李招娘靠亡夫遗产抚养三名幼子，她和丈夫生前好友周亚思日久生情，在亚思立誓“若把你遗弃，愿受天罚”后，她把身体和财产都交给了他。
周亚思以此钱财搜购樟脑运到香港，获利即回汕头老家，别娶新妻。李招娘痴痴等待，全无音讯，生活陷入绝境，在两个孩子相继冻饿而死后，走投无路的她终于在雨夜里扼死幼子，自己上吊于林投树。
此后，附近常有女鬼出没，以冥币买肉粽，作祟于路人；乡人遂募钱盖庙，供奉香火，尊她为“林投姊”。一日，有个来自汕头的算命先生入庙避雨，李招娘的冤魂现身相求。算命先生为她刻个神主牌，放在雨伞里，让她的冤魂随他渡过黑水沟，来到汕头。于周亚思次子弥月之日，李招娘冤魂在周亚思家里现身，亚思大惊失色，精神失常，喃喃自责，拿起菜刀毙死自己的妻子和两名幼子，然后自杀。
《阿柳》的大意是说，嘉义小桃红妓院的名妓宝凤，某个冬夜陪客回来，见因饥寒交迫而倒在门口的阿柳，询问之下，知是泉州同乡，即义助他，供其饭食，并介绍他在妓院里打杂帮工。一年后，宝凤感激阿柳的体贴知趣，终于以身相许，并拿出私蓄赎身，和阿柳结成正式夫妻。婚后，两人开了家茶行，生活富裕，不到两年，当宝凤已有五六个月身孕时，阿柳却动了思乡之念，想结束茶行，返回泉州。他说“明年桃花开时，一定来接你们母子”，但宝凤痴等四度桃花开，仍不见丈夫的影子，于是带着幼子渡海寻夫。
原来阿柳在回到泉州后，嫌宝凤是个烟花女子，而入赘金家，宝凤母子遍寻不着，沦为乞丐，夜宿破庙。阿柳的妻子银花探知她是丈夫前妻，竟以下毒之饭菜送到破庙毒死宝凤母子。阿柳在知情后良心不安，在银花三十五岁生日那天被宝凤的冤魂附身，精神失常，以至扼死银花，然后拿着菜刀毙死自己。
古老而不安奔涌的潮骚
这三个故事，乍看之下，可以说了无新意，其中的“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痴情女子负心汉”“冤魂复仇”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陈腐窠臼。如果我们抹去故事中的台湾地名和渡海背景，那它们和大陆乃至世界各地所流传的男女悲情故事，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两样。但“共相”中仍有着一些“殊相”，本节先谈“共相”：
文学在反映人生、反省人性，超越时空而反复出现的文学主题，往往是人类存在中亘古弥新的冲突、向往与恐惧等的投影。“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显然是在反映人类存在中的某个悲痛真相。
根据美国国立社会研究中心（U。S。Nat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的调查，丈夫遗弃妻子儿女的比例约为妻子遗弃丈夫儿女的二十倍；数据不必举太多，因为大部分的调查都显示，男人比女人有较多的外遇、杂交、见异思迁、始乱终弃的倾向。文学当然不必回答为什么世间多痴情女子与负心汉，但文学评论若要探讨其中的人性意涵，似乎就要触及这个问题。
此时，“文学中心主义”者最常援引的是他们的知识同盟“文化决定论”者的论调，认为这是男权社会下的不义产物，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占优势的一方有较多的性机会与性特权，所以较容易负心。这当然有几分真实性，但却忽略了生命本身的“驱力”问题。文化与权力是不会让周成对蓬莱仙馆的郭面仔“色授魂与”的；“生命驱力”乃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而它才是驱使周成走上负心之路的原动力。
医学告诉我们，雄性激素（Androgen，即男性荷尔蒙）和性欲有密切关系，男人血液中奔流的雄性激素浓度远高于女人，这是他们在性刺激下容易骚动的主因。
社会生物学则告诉我们，生物体以遗传基因（DNA）为原始驱力，DNA盲目地想制造更多的DNA，两性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生殖策略：负责生育的雌性，她需要的是一个体贴、可靠的性伴侣，而非众多的性对象，这样才能使她的DNA散播（调查显示，只有一个男伴的女人，其子孙数要多于有很多男伴的女人）；反之，雄性最大的生殖成功却是到处“播种”，让更多雌性生出更多含有自己DNA的后代。
对“文学中心主义”者而言，这种周边论调听来实在刺耳，但在将它打为男性沙文主义的方便神话之前，我们不妨到同性恋此一性的周边领域去寻求启示。同性恋是一种纯粹的、没有两性妥协的性行为形态，它们反映的是男性及女性个别性行为形态的原貌。在这个周边领域里，我们看到的是，男性同性恋者的外遇、杂交、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更是远多于女性同性恋者。在性爱方面，男人不只对女人“负心”，对男人是“更加负心”。
将男人的负心说成是来自“雄性激素的骚动”、“DNA的欲求”，绝非想替男人脱罪，而是想更逼近人作为一种生物的悲剧性根源。从十几万年前就深埋在人体内的古老DNA和它所制造的雄性激素，是不理会人世变迁的，它们仍不时盲目而执拗地驱策它的主人去履行丛林的法则，结果终至带来生命的不安与悲痛。
文化与权力结构只是文明人在白天的想法，只是支配人类意识心灵的“温柔暴君”；人唯有在生命暗夜的战栗中，始能隐约体会到生物学才是他的“残酷命运”。此一“雄性激素的骚动”、“DNA的欲求”像一股古老而不安奔涌着的潮骚，投影于古往今来大多数的人类社会，也重现在早年渡海来台的男女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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