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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照贾母的如意算盘，“先给宝玉娶了亲，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男婚女嫁，各生了一大堆子女，那么这也就不成其为“浪漫爱”了。林黛玉“必须”在贾宝玉成婚的当天死亡，这样才能使她对宝玉的爱情永远悬搁在那炽烈的最高点，才能赚人热泪。贾宝玉虽然在娶薛宝钗时神志不清，日后也出家当和尚，但因没有“适时的死亡”，他对林黛玉的爱情就少了那么一点令人感动的力量。
“死亡”是“浪漫爱”的一个隐喻，甚至是“浪漫爱”的一个必备条件。林黛玉的死亡，明白告诉我们，她对贾宝玉的爱是属于古典的浪漫爱。
疾病：有病之爱的隐喻
在古典的浪漫爱故事里，虽然总是脱离不了死亡，但带来死亡的并不一定是“疾病”。譬如在《七世夫妻》这组中国古典浪漫爱的故事里，美梦成空而情丝难断的梁山伯是因相思而茶饭不思，终至一命呜呼的。韦燕春则是与贾玉珍相约在蓝桥相会，在倾盆大雨、洪流滔滔中，他不忍离去，结果抱桥柱而亡的。
疾病的介入，特别是可以指名的疾病的介入，通常是爱情的另一个隐喻。在白先勇的《玉卿嫂》里，玉卿嫂所狂情热爱的庆生，是一个苍白、羸弱的肺病患者；在托马斯·曼（Tomas
Mann）的《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里，中年作曲家对到威尼斯度假的美少年产生了同性之爱，结果感染了瘟疫（霍乱）；在西格尔（Erich
Segal）《爱的故事》（Love Story）里，出身世家的男主角不顾家人反对，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主角，结果女主角得了血癌的不治之症。
在这些故事里，“疾病”所要象征的似乎是，当事者之间的爱乃是“有病的爱”（a diseased love），最少是社会共识里“有病的爱”。
浪漫爱在某些人的眼中，原就是“病态”的。行为主义者史金纳（B。F。Skinner）写过一本乌托邦式的小说《桃源二村》（Weden
Two），他透过小说主角佛莱泽说：“男女间强烈的诱惑力是一个恼人的文化气质”，“缠绵悱恻的痴情畸恋，就整个文化而言，根本微不足道”，他认为痴情狂恋是一种“无益”而且“不健全”的行为。赫胥黎（A。L。Huxley）也在他的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里，以新世界元首的话传达了这种观点：“贞节意味着热情，贞节意味着神经衰弱，而热情与神经衰弱意味着不安定”。人文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更在他的《爱与意志》里提到，有一个心理治疗学家自信地说：“如果罗密欧与朱丽叶活在现代，如果他们能接受适当的心理治疗，就不会发生那种悲剧。”
为什么要他们接受“心理治疗”？显然是认为他们“有病”！在浪漫爱的故事里，男女主角常会“生病”，似乎就是这种心理的投射；而越是明显的“病”，就意味着那种爱有着越严重的“病态”成分。
林黛玉是个“病”得很重的人。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看，不难发现她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含有“病态”成分的。林黛玉对贾宝玉虽是一往情深，但两人在一起时，却常因她的“多心”与“赌气”，而闹得彼此“泪流满面”。
譬如在第二十回，黛玉听说宝玉先到宝钗处玩儿，心里就不高兴，宝玉陪罪：“（以后）只许和你玩，替你解闷儿！”黛玉仍赌气回房，宝玉忙跟了过去，关心地问：“好好儿的，又生气了！”怕她糟塌坏了身子。但黛玉却说：“我作贱我的身子，我死我的，与你何干！”宝玉道：“何苦来？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黛玉却道：“偏要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活着，好不好？”
第二十六回，宝玉到潇湘馆探望黛玉，黛玉刚睡醒坐在床上，宝玉见她“星眼微饧，香腮带赤，不觉神魂早荡”，而打情骂俏地引了书中的一句话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叫你叠被铺床？”想不到黛玉登时撂下脸来，哭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账书，也拿我取笑儿。我成了替爷们解闷儿的了！”一面哭，一面下床来，往外就走。害得宝玉心慌，忙说：“好妹妹，我一时该死！……我再敢说这些话，嘴上就长个疔，烂了舌头！”
又如第三十二回，黛玉感念宝玉对自己的知心，又想及自己的薄命，不觉落泪。宝玉赶着上来，笑道：“妹妹，往哪里去？怎么又哭了？又是谁得罪了你了？”黛玉勉强笑说：“何曾哭来？”宝玉见她眼睛上的泪珠儿没干，禁不住抬起手来要替她拭泪，黛玉防卫式地后退，说道：“你又要死了！又这么动手动脚的！”但当宝玉为此而急出一脸汗时，她却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宝玉说：“你放心！”黛玉又说：“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明白你这个话。”宝玉叹道：“你果然不明白这话？难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连你的意思若体贴不着，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黛玉还说她“真不明白”。宝玉又叹道：“好妹妹，你别哄我！你真不明白这话，不但我素日白用了心，且连你素日待我的心也都辜负了！你皆因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的病。”黛玉虽然觉得宝玉这番话“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却只管怔怔地瞅着他，“咳了一声，眼中泪直流下来，回身便走”。宝玉上前拉住，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将手推开”。
以上所举，可以说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爱情基调，从心理学上来看，我们可以称之为“自虐性的爱”。它确实是有点“病态”的，它也使我想起卡夫卡对爱情的描述，卡夫卡说：“爱情，你是一把刀子，我拿来刺入自己的心中”。而在第八十二回《病潇湘痴魂惊恶梦》里，在林黛玉的梦中，贾宝玉就是“以一把刀子刺入自己的心中”的。
无独有偶，卡夫卡也是一个“有病”的人，他得的是肺结核。
林黛玉的肺结核
林黛玉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呢？
书中对林黛玉所患之病的症状有如下描述：黛玉初到贾府时，“身体面貌虽弱不胜衣，却有一股风流态度”，众人“便知她有不足之症”；经常懒洋洋的，香腮带赤；第三十四回，黛玉在宝玉送来的绢子上题诗，“觉得浑身火热，面上作烧；走至镜台，揭起锦袱一照，只见腮上通红，真合压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起”；“每岁至春分秋分后，必犯旧疾；今秋又遇着贾母高兴，多游玩了两次，未免过劳了神，近日又复嗽起来”；“常常失眠”、“容易疲倦”。在第八十二回，梦中醒来，“双眸炯炯，一会儿咳嗽起来，连紫鹃都咳嗽醒了”，吐了“满盒子痰，痰中有血星”。后来日渐严重，“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摸了摸，身上只剩了一把骨头”，“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喘了好一会儿”、“气接不上来”、“又咳嗽数声，吐出好些血来”……
从这些症状描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林黛玉罹患的是肺结核，也就是俗称的“肺痨”。在过去，肺结核是一种相当常见的疾病，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的作家，喜欢让他们的男女主角染上肺结核，就跟当代作家乐于让他们的男女主角罹患癌症一样，这绝不只是“社会写实”而已，还有超乎医学与写实之外的深刻含义。
在癌症中，最常出现于爱情小说里的是“血癌”（Leukemia，一称“白血病”），这种癌症并不像其他癌症般会有可见或可触摸得到的“可憎肿瘤”，能相当维持当事者的“形象美感”；而且血是生命的象征，病人因此病而脸色苍白，在“白”与“血”之间，很巧妙地营造出病人“美丽的生命正逐渐被吞噬”的意象。西格尔《爱的故事》里的女主角，得的就是这种病。
结核病也不是只侵犯肺，它还会侵犯肾脏、骨头等器官，但在过去的爱情小说里，出现最多的还是仅止于肺的结核病。因为肺是呼吸器官，而呼吸亦是生命的象征；病人虽然也脸色苍白，但不时出现“红晕”，“却有一股风流体态”，不停地咳嗽，有生命“挣扎”与“颤动”的气氛，如果能适时吐一口血，则更有鲁迅所说“海棠丫环”的凄艳美感。肺结核就像血癌，在“白”与“血”之间，营造出病人“美丽的生命正逐渐被吞噬”的意象，而且是更胜血癌三分。
如果林黛玉得的不是肺结核，而是亦常见于当时社会的痢疾，需经常跑厕所拉肚子，吐出来的是胃中的秽物；如果《爱的故事》女主角得的不是血癌，而是肚子会鼓得像青蛙一样，上面血管盘结的肝癌；那么她们的浪漫爱必然会大为“失色”。我们若考虑疾病的隐喻作用，则不仅能更确认林黛玉得的是肺结核，而且可以说，林黛玉“只能”得肺结核，因为其他病都不“合适”。
在第八十三回，贾府请了高明的王太医来为黛玉诊病，王太医说她是“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本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气不流精，凝而为痰，血随气涌，自然咳吐”。笔者虽不懂这种夹杂阴阳五行的中医病理学，但知道他意思是说林黛玉的病是“平日郁结所致”。王太医更说，这种病“即日间作息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不知者疑为性情乖诞，其实因肝阴亏损，心气衰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
稍懂现代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肺结核是一种传染病，它的病源是“结核菌”（TB
bacilli）。但在将王太医的一番话打为“胡说八道”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人的观点。在科霍（R。Koch）发现结核菌并证实它是肺结核的病源（1882年）之前，西方人也一直认为遗传体质、气候不顺、少活动、心情郁闷等才是它的病因。即使到了近20世纪中叶，罹患肺结核的小说家卡夫卡依然认为“我的心灵病了，肺部的毛病只是我心灵疾病的泛滥”，“我开始认为结核病不是什么特殊的病，而是‘死亡之菌’的猖狂所致”。
文学家甚少以科学观点去看疾病的，他们着重的是疾病的文学观。即使确知结核菌是肺结核的病源，但这也只是“外在的物理因素”，它另有“内在的精神因素”，王太医所说“平日郁结所致”指的似乎就是这一点。文学家在以疾病来作为隐喻前，已将疾病本身浪漫化了。
优雅的艺术家之病
肺结核是自18世纪以来，被文学家“浪漫化”得最彻底的一种疾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病的隐喻》（Discases as
Metaphor）这本书里，对肺结核在西方文学作品里的浪漫化与隐喻化过程，作了一些独到的阐述，下面笔者就借用她的几个观点，来进一步分析林黛玉的才情、人格与爱情。
拜伦、济慈、萧邦、史蒂文生、劳伦斯、梭罗、卡夫卡等知名的艺术家都患有肺结核，肺结核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之病”，它不仅是一个人“优雅”“细腻”“善感”的指标，更是一个人“才情”的戳记，雪莱就曾对“肺病鬼”济慈说：“这种痨病特别喜欢像你这种能写出如此优美诗文的人。”浪漫主义的兴起，跟当时很多艺术家都是“肺病鬼”也许有某种程度的关系。有人就指出，当代文学与艺术的没落，乃是因为艺术家较少得肺病的关系。
到底是多愁善感的人较易得肺结核？或得了肺结核的人较易变得多愁善感？我们不拟探究它们的因果关系。虽然绝大多数的肺结核患者都属于生活条件很差的贫民阶级，但肺结核还是被美化成多愁善感与才华横溢的象征。作为一种“艺术家之病”，它不仅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也一再出现于文学作品中。
在《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是一个最多愁善感、最优雅细腻、最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她不仅写得一手好诗，弹得一首好琴，而且还经常“肩上担着花锄，花锄上挂着纱囊，手内拿着花帚”，怕落地的花瓣被糟蹋了，而为它们准备了花，一面葬花，一面哽咽低吟：“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这种“美丽的哀愁”、“细腻的才情”正需要肺结核这种病来衬托。
一个艺术家如果能死于肺结核，可以说比死于其他疾病都要来得“高贵”，因为肺结核有“美化死亡”的效果。狄更斯就曾说：“肺结核……灵魂与肉体间的搏斗是如此的缓慢、安静而庄严，结局又是如此的确定。日复一日，点点滴滴，肉身逐渐枯萎消蚀，以致于精神也变得轻盈，而在它轻飘飘的负荷中焕发出异样的血色。”
林黛玉的死于肺结核，除了象征“浪漫爱”的必然结局外，更代表了一个“艺术家”的理想归宿。“艺术家”决定她死亡的方式，而“浪漫爱”则决定了她死亡的时刻。一八二八年，拜伦望着自己镜中苍白的容颜说：“我希望死于肺痨”，他的朋友问他为什么？拜伦回答说：“因为若如此，那些女士们就会说：‘看看那可怜的拜伦，他死时的样子多么魅人！’”林黛玉的死，正有着这种魅人的意味。
事实上，肺结核的美感乃是来自一种“欺蒙”，譬如病人的“容颜似雪”，是生命快被淘光的危象，而“香腮带赤”则是发烧的一种反应。在文学作品里，被浪漫化的肺结核说的通常只是它美丽的一面；而《红楼梦》很难得地也触及了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