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所以我这次用的一个语调就是我想追述一个哥哥的叙述，我觉得那种叙述有一种魅力，就是把不美的东西也吹得很牛，把不好的东西说得很好听。所以我写的时候既有一种读者的眼光，读者的眼光就是他想听这样一种声音，可能他是自娱自乐的吹，而且平心而论可能是一种很悲惨的事，做知青、失业、下岗，都是这样的东西。
记者：莫言曾经说过这部小说写了一个男人曲折混乱的性史。
叶兆言：这是我第一部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小说，是写一个比我大10岁的人，就是他自己在叙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叙述我很少有的，这是我的第一部主观小说。另外一个，他是在说自己的一生。因为时间定的是从他当知青的那天开始，在船上看上了一个女的，一直到2008年。它是一个平缓过渡，他们说这是一个知青小说，那完全不对。整个40年，是一个匀速，我自己写得也比较精细，几乎没有侧重。我写的是我所熟悉的哥哥们的那些故事，其实是描述一种虚拟的兄长，兄长情结，我没有哥哥，那种感情特别强烈，我就描述一个不存在的那种东西。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倒霉的事都赶上了。但是在写作的人眼里，其实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他们的生活很丰富。小说里有一个纯爱情的核心。我这个小说有很多寓言在里面，幸福老是在他手边，一旦得到了就很快失去。其实我是想讲爱是多么顽固，又想讲人的那种背叛之心多么顽固。
记者：你去年的小说《没有玻璃的花房》写了多久？
叶兆言：很慢，写了一年了，而且就16万字。我觉得我冥冥之中在悄悄地叙述一个当代的故事，写“文化大革命”十年像我这样一个人的成长的经历。其实从小说的母本来说就是《铁皮鼓》、高尔基的《童年》、托尔斯泰的《少年》，就是你特别熟悉的那一代人的成长故事。我其实是说的我成长中间的那个时代，可能区别在这。那个说的是前面十年，将近50年的历史，我觉得这个50年是基本上跟我非常接近的50年。有这么一种感觉，确实是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关照。还有一点我觉得我想也差不多，我写历史也好，写这个也好，其实有一种历史观念在里面。
记者：你把这个小说的背景放在当代或者近代，和把小说放在历史背景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
叶兆言：没什么太大区别，我就特别喜欢反差，我两部当代弄完了以后，我很可能就去写历史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处在一个被别人了解的反面挺有意思的。比如，他说叶兆言开始写当代了，其实我在写历史，就会觉得非常得意，我觉得有这种游戏精神在里边。我觉得这个窃喜也很有意思。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的很多作品来自于阅读的经验。
叶兆言：应该是。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哪有那么多的经验，一个就是阅读，阅读就意味着你所有的经验是间接的。还有就是想像，想像确实太重要了。阅读是生活的一面，像一个鸟飞起来一样，它是两个翅膀之一，另外一个翅膀就是想像。它两个东西扇起来就飞起来了。光阅读肯定不行，但是光想像肯定也不行，因为您想像的东西别人可能都有了，因为想像是弥补你阅读所没有的东西。我觉得想像更多的是你可以创造你没有读到的东西，要无中生有，因为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模仿，一种是正模仿，一个叫反模仿。正模仿就是别人这样我也这样，但写作更多的是反模仿，别人这样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有黑才有白，你没有定位，你根本没办法做。我觉得阅读更多的是定出黑和白。
记者：有一种说法，一个作家持续不断地写作，是因为他希望在写作当中得到一种救赎。
叶兆言：我喜欢用比较中性一点的词，因为救赎比较神圣，比较伟大一点，因为我经过“文化大革命”出来的这种感觉，我特别怕大词，我更愿意用一些比较平淡的词，因为不一定有意义。我觉得写作有修行的那一面，就是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的意义。它会使你少想一点那些庸俗的东西。你写的是一堆废纸，谁也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起到修行的作用，你可以在写作的这段时间变得比较纯粹。起码我觉得写作这个过程是比较愉快的。写作面临着两种愉快，一种是你能写出来，还有你写不出来也是一种偷快。我有一种恐惧感，我知道一个作家能写的时间不长，就像你的性能力到一定时候会失去一样。我就感觉到其实上个世纪一百年，真正适合于写作的时间也就一二十年，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不单单是你自己的问题，各种原因，也有可能是外面的因素都很好，但你也可能写不出来。比如张爱玲，她只能有那个沦陷区才能写东西，一旦退出就不能写，所以我有一种潜在的想法就是能写就写吧。我眼中的作家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写作，你今天也许觉得我可以写的时间多着呢，说老实话，说没有就没有，而且说放弃就放弃掉了。身边的很多的例子也证明这一点，写作是很脆弱的，作家也是很脆弱的，我就觉得自己是个脆弱的人。所以我为什么在这种状态下不愿意停下来，跟这个有关系。我祖父说来也是一个作家，其实他一辈子就写了没几年，根本没有写作的时间，或者是没有写作的机缘。我觉得当代的好多的作家也是这样，他们可能才能不缺，时间不缺，但是他们可能说不写就不写了。我想各种原因都有，所以我就提醒自己别给自己找理由，尤其我又这么好这个，我就混一天是一天吧，像下围棋一样的，赶快下。
记者：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劳碌？
叶兆言：我不觉得。我没有什么其他爱好，我是很庸俗的人，很平庸。另外，其实写作很宁静，我这个话是很真心的，很多时候我是通过写来思考，不写的话，其实根本没有思考。我基本上每天写六个小时，其中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写，是在思想，就是通过写作这个行为在想，而我不通过写作，我就不想了。或者说，通过写都不一定能想明白，但不写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想。所以我觉得把它称为修行更确切，如果不写的话，就根本不在想，比如脑子里假设一些情节的话，那都是虚的，都是没有的。别看一天写作6个小时，其实真正写作一两个小时就够了，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在写作，写作是这样一个状态，它实际上是一个等待。其实我们都在等待。我觉得就是这样的，等待就是一个凝聚的过程。我在写的时候，大多数也是这样子，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马不停蹄地写，但是很多时候在等待马不停蹄的到达。
（王寅《南方周末》2003年11月17日）
金庸：修改原著绝非为版税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参加羊城书市系列活动的金庸昨晚抵达广州，下榻白云山脚下的鸣泉居。在此，金庸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言谈中，喜欢别人称呼其为查先生的金庸尽显其“大侠”风范，直述了他对人生、治学和生活三个方面的看法。查先生怒斥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对新版《金庸全集》进行盗版的行为，对广州在打击盗版方面的工作，查先生表示十分满意，并称这是他与广州出版社签订委托出版新版全集合同的原因之一。
新版全集版税仍维持在15％
记者：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武侠小说家，您拥有3亿多的读者，可以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您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喜欢你的书迷们的关注，您这次来广州主要目的是什么？
金庸：这次来广州主要的活动就是参加羊城书市的活动。广州出版社这次出版我的作品，对于盗版的打击力度很大，情况之好是以前没有过的。对此，我很满意，我这次也是专程前来感谢广州市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工作的。中国自从加人世贸之后，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广州曾有一家分销处，出售三部金庸小说的盗版，被查处后还在广州日报上登报道歉。台湾曾经有一个出版商盗了我的作品被判七年刑，他找到我请我向法官说说情，让他少坐几年。我说讲情不讲，记住下次不盗。
在采访中，金庸特别声明：虽然广州及广东对我的作品的反盗版工作做得不错，但内地别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些盗版的现象，我希望通过《广州日报》，呼吁广大媒体和读者关注这些事情，大家都来维护知识产权，支持正版书，不买翻版书。
记者：在您开始重新修订巧部小说之后，曾有媒体说其发行新版全集是为了高额版税，之所以与三联不再续约，改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属下的广州出版社签约的原因是将版税从15％提高到了18％，而且要求每年的销量必须以10％递增？
金庸：绝没有的事，那些纯粹是造谣，我与广州出版社之间的协议和原来和三联的协议基本一样，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变化，版税还是维持在15％，而且所谓每年要求保证发行量递增10％也是假的。有些传媒报道不负责任。只有一点，我额外要求的只是特别强调了反盗版的间题。
《神》、《天》、《倚》修改版即将面世
记者：您的小说新版全集修改工作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已经进行到哪个阶段了？
金庸：我的作品目前在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有《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三部新版。其他一些作品还在修改，由于这些作品是在台湾、香港和广州三地同时出版，有个协调的问题，所以出版的速度比较慢。现在《神雕侠侣》的修改稿我交给北京的一个朋友在看。他看完后，我会按照他的意见再做一些修改，应该很快也会出版了。另外，《天龙八部》和《倚天屠龙记》已经修改好了，但是我怕改得不好，也都拿去请朋友看。这些作品，一般我要先修改五六遍，然后请人看过，拿回来再改，基本上每部都要修改七八遍。不过故事情节、人物性格都没有作什么改变，主要是一些太啰嗦的地方删掉一些，句子行文不好的
改动改动，有些漏洞要修补修补。
记者：您与三联的合作从1993年就开始了，三联版的《金庸全集》每年的发行量大约在4万套左右，至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此次新版《金庸全集》为何不交由他们继续发行呢？
金庸：我对三联出版社并不是不满意，只是我们的合同到2001年就到期了，考虑到广州、香港两地比较近，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要签和修改合同都比较方便，因此就交给广州出版社出版。此外，广州市的领导对于反盗版的工作非常有力，到目前为止是最好的，我很满意，也非常感谢，这也是我与广州出版社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金庸迷”队伍还在逐渐壮大
记者：有人说，武侠小说似乎正在逐渐走向没落，现在武侠小说发展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是不是读者的口味变了？在您和古龙之后，能否有新的武侠小说扛旗者出现？
金庸：武侠小说应该说还是处在缓慢增长的阶段，就我个人的书来说，在内地、台湾、香港三地每年的销量都有增长。当然20％的增长率是达不到，但是12％的速度还是有的。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已经看厌了自己的所有小说，也看完了古龙的。现在其他作家的武侠作品，我还没有买过。现在写武侠小说的人不多，以前内地的冯骥才等等都写过一些，只是后来都不写了。其实我自己非常希望有好的武侠小说家出来，如果有的话，他们的作品我会第一时间去买来看。希望整个社会能形成一种看武侠小说的风气，那看我金庸的书的人也就多了。现在有一种趋势，很多十一二岁、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就写小说。我一向说，写小说没有天才，而需要人生经验、人情世故。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连爱情都不懂，怎么写得好。
时光倒流还是会选择写小说
记者：你曾说，如果倒转30年，你一定认真研究学问，是否说明您对自己从事小说写作感到后悔呢？但是您的小说影响了两代华人，产生的社会价值也许并不比研究学问小，如果真的时光倒流，你会从事什么职业？
金庸：我是非常喜欢创作小说的。我现在的生活来源可以说都是靠小说上的收人支撑，我只是感到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的时间太多了，没有时间进行学问的研究。如果时光倒流，我应该还是选择差不多的职业。我的生活可能会改变，但是工作、事业上不会有大的改变。
记者要不说假话要“有所不为”
记者：11月8日是中国第四个记者节。现在记者已经成为继警察、矿工的第三大危险职业。我们知道，您曾是一名成功的记者，作为一名记者，您是否写过违心的文章，您如何看待记者这个行业？
金庸：王蒙先生过几天将在香港和我有个对话。我特别赞同他在《我的人生哲学》中的一句话—“有所不为”。这四个字很好，一个人一直要做好事很难，但至少应该做到“有所不为”。
我在浙大人文学院对新闻系的学生说，做记者，做党报的记者，要服从党的领导，有些政策如果上级不指导，你也不懂，做新闻宣传要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服从上级的领导。所以宣传国家的政策，为人民服务应该是第一要义。“有所不为”概括起来说就是“不说假话”。比如一个贪官如何清廉等等，你可以说他在发展经济上有贡献，在某些方面有成就，但是不能说假话。我以前办报纸的时候，遇到说假话的记者，是要马上开除的，就是现在，如果我看到这样的记者，也会骂他卑鄙无耻。有人说记者说假话是为了吃饭，是老板要求他做的，但是我要问他，如果你的老板让你搞妓院、搞赌场、做小偷，当黑社会，你也去做吗？做记者一定要主持正义，最不能做的就是造谣生事、破坏别人名誉。做记者不能“无所不为”，如果什么都做，那就是无恶不作，就是大坏蛋了。
巴金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
记者：11月25日是巴金先生的100岁生日，1997年您曾与巴金先生、冰心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