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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在《质疑“大文化批评”》（《天涯》2003年5期）一文里，对“不讲审美，只讲文化，不讲艺术，只讲主义，已成为流行时尚”，以及“文学研究者纷纷成了实际上的文化研究者”，表示了严重的优虑。他认为，其“注意力不在文学的艺术问题上，而只是在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学文本与文化环境的外部关系上”的“大文化批评”，最大的弊端在于“造成了我们对文学判断力的瘫痪”。这种只阐释“作品量质无穷的问题忽视意义”，并“以文学批评的名义展开”的“大文化批评”，会使读者产生一种错觉— “他们会把批评家的文化批评看作是对这部作品的总体价值判断而接受下来。一些实无文学价值可言的作品，由于过度解释而走俏；而一些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因未得到应有的解释而被遗忘和冷落。而且读者不再将文本作为文学作品来看，来要求，而是将文本作为一种可以体现所谓文化的材料来看，来要求。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文学，取消了文学性，阅读变成了对若干主义的寻找与印证。”他还认为，这种“将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长时间混淆，不适当地使用文化批评致使成为泛文化批评的局面，使我们的文学史写作者也在错误地写作文学史。甚至对当下学风的浮泛化，也有着摘不清的责任。”曹文最后指出，“大文化批评应是文学批评的一支，不应凌驾乃至取代文学批评”。
目前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好像一些意见互有不同，好像一些意见又互有交叉。比如，在文化批评的有效性上，看法有高有低；但都不否认文化批评的可行性，以及它与既有的与文学批评的互补性。总体来看，批评实践中文化批评主要以务虚性的和口号性的居多，结结实实又卓见成效的文化批评还比较少见。但它作为与文化现实相对应的一种批评，无疑是有其用武之地的。而学界有关文化批评的不同意见，也有助于它在发展中扬长避短。事实上，就在有关文化批评的讨论进行的同时，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式也在批评实践中不断发展着。如对文化场域“大众化”的观察，对文艺的“消费性”现象的检省，对批评的“媒体化”现象的思考，等等。事实上，文化批评已成为一种与文学批评互补互竞的方式，成为整体批评的重要构成。
总之，2003年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在已往的学术基础上，切合着文学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在稳步前进。在多个学术领域出现的新的观点，固然令人可喜，而更让人欣作的，则是由此显露出来的文学研究者们务新求实的态度，这是推导学术研究更有力又更切实地发展进取的内在动力。
九 焦点事件与热点论争
白烨执笔 中国作家网2004年8月18日
从进人90年代之后，文坛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所致，日渐表现出个体追求的个人化与整体格局的多元化。这使得文坛在创作与批评之外，由种种事件和论争构成的“事象”渐渐多了起来；因而，要真正了解文坛，像过去那样只关注创作与批评本身，已远远不够了。
2003年的文坛，各种事件和论争频仍不断，这些事件和论争有大有小，大的可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瞩目，小的则只有文学圈子内少数人介入与关注。但这些或形成“焦点”，或构成“热点”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和论争，作为当下文坛不同观点与不同看法的显现与碰撞，在让人看来眼花缭乱的表象背后，却也折射着文坛的现状的热闹异常和趋向的活泼不羁。
从具有一定的文学内涵和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角度来看，2003年诸多的文坛事件和文学论争中，一些重量级作家纷纷退出作家协会、一夜成名的“木子美现象”和小说《沙家浜》引起争议等，更为突出和显眼；而这些事件的出现和论争的展开，不仅本身有着值得玩味的一定内涵，背后还联结着文学在现阶段与社会文化生活互动的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发生在文学领域里的事件和论争，已不纯属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作家炒作协”为人关注
“作家炒作协”是媒体对作协会员相继退会现象的一种形象化描述。已是作协会员的作家退出“作协”，作为一种个别现象，以前就有，并不足怪。另外，《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也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各民族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本会会员、团体会员有退会自由。”但在2003年间，连续发生多起地方作协会员和中国作协会员主动退出地方“作协”和中国“作协”的事件，甚至一些重量级的著名作家郑重宣布既退出“中国作协”，又辞去地方“作协”所任职务，并就此发表对“作协”这种现行文学体制的看法，这种非同寻常的举动，却不能不在文坛内外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首先是在7月间，湖南省作家协会两名会员、评论家余开伟、作家黄鹤逸先后向湖南省作家协会递交了退会申请书。湖南文艺评论家余开伟是湖南省作家协会评论委员会副主任，谈到退出省作家协会原因时表示：“退出是为了尊严。”“两年前我就想退出，省作协已失去了其‘团结作家、繁荣创作’的职能，我非常失望。协会处于瘫痪状态。就连最起码的召开作代会，换届选举这样的工作都不能进行，自己的刊物《湖南文学》也保不住，我以这次退出作为我个人对现状无言的抗议，希望能起到促进作协改进的作用。”在12月份，余开伟又在《作品与争鸣》杂志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宣布进而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他在“公开信”中指出：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事实证明，中国作家协会体制确实已经僵化、过时和落后，中国作家协会及所属各省协会已经官僚化、衙门化、庸俗化，不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作家协会和所属省级协会只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国广大作家的权益。而且，中国作家协会和下属协会一样在发展会员工作上不断降低应有的严格标准和要求，致使许多文化界的假冒伪劣之辈混人中国作协，造成组织不纯，严重影响作协的声誉。中国作协对下属有的省级协会间题成堆、腐败严重的现象缺乏严肃有力的监督，反而进行无原则的庇护。”
稍后，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向上海市作协递交了一份700字的《声明》，并宣布自己“从即日起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夏商称，“本人对自己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感已完全丧失。”他说，“从现在的会员名单来看，上海作协会员很大数量上谈不上是真正的作家，而只是上海作协会员而已。作家两个字的含金量在这里已经大打折扣。”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江苏作协会员、诗人陈锡民也宣布从即日起退出江苏作家协会。
10月10日，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和退会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关于省作协换届的工作，放弃今后关于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放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 “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与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实力派作家张石山。张石山在《弃裱褚书》的公开信里表示，“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同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身份”；“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身份暂时保留。”为了澄清“种种传闻和流言”，11月15日，李锐又将一封《致文友公开信》，发送到文学界朋友的电子信箱，重申了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心。就“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一事，李锐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在《致文友公开信》中，他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他表示，“以后我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人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并照常参加各种和文学真正有关的工作和活动”。张石山也表示，“山西本来有很多优秀作家，但作协却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我这个副主席，成了裱糊门面的，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劳民伤财大动干戈选举换届产生的主席团，只能充任摆设，无所事事，就是一种不作为。毫不夸张地说，不作为，就是一种腐败，腐败之一种。”他们表示，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以及退出中国作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同时也是由于现在的宽松气氛允许他们表现自我意志。李锐说：“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
李锐和张石山的做法，在文坛激起了剧烈的反响。叶兆言、残雪、何立伟、陈村、刘亮程等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纷纷对此表示支持和敬意，并就这一事件的意义与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今年6月退出湖南作家协会的老作家余开伟认为，李锐和张石山的退出，是对自己和黄鹤逸今年6月和7月退会的实际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正直和良知。”叶兆言说。“我相信李锐这么做，是考虑到一个作家应有的尊严。作家是否伟大，另当别论，但是作家的自尊不能丧失。”陈村说，“李锐先生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他的写作本业上，是非常明智的，要向他敬礼。热爱写作的人哪有那么多工夫陪人家玩哪个。”在这一事件中，作家协会的性质、作用及作协体制的改革也被尖锐地提了出来。陈村指出，“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何顿又联系文学现状指出，“一个作代会始终都开不下来，很令人恶心。”“作协主席由于也是一个官位，就会有人争夺。有些人，根本就不写作，也来争。”残雪也认为，“中国作协没有什么意思，退了好。不过我徽得退，嫌麻烦。”刘亮程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早先若没人作协，如今也许没兴趣人了。既然已经人了，也就没兴趣退了。”
发生在2003年的余开伟、夏商、李锐、张石山等人纷纷退出作协的事件，既可以说是不期而遇的个人行为，也可以说是由诸多个人行为显示了某种倾向性的现象，反映了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成立于1949年7月的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10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个中央部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现有团体会员39个，个人会员6128人，基本上荟萃了我国文学界的人才精华。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之成立的地方作协，原是中国作协的分会，新时期后，改为受各省、市、区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局级单位。作为联系全国与地方作家和组织文学创作的专业性团体，加人中国作家协会和地方作家协会成为其会员，是许多文学工作者所追求的一种荣誉。但毋庸讳言，从中央到地方的作协体制，长期以来积聚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日渐引起人们的不满，也越来越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文学文化形势。把作协的职务等同于行政官员，既使得一些有权利欲的作家相互争权夺位，又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安排非专业官员的场所；与此同时，作协日益向行政化、衙门化发展，各种人事纠葛又造成种种人际关系的矛盾，从而使团结作家和组织创作成为空谈。对于体制内的作家形不成有效的组织与指导，至于这一体制之外的民间状态的写作者，就更在作协的视野领域与服务范围之外了。2003年间几位作家相继退出作协，实际上是用一种断然的措施向目前的作协体制表达不满与失望，现在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了，这使得文学写作在体制之外的生存成为可能，也使得体制内的作家以他们所喜欢的方式表达个人意愿成为可能。这便意味着如作协现状得不到明显的改变，一些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可能因为作协没有吸引力而不加人作协，还可能使已是作协会员的不满现状的作家继续退出作协。因而，发生在2003年间的作家相继退出作协的现象，的确应该引起包括作协在内的各级文学和文化领导部门的警觉与重视，并从中听取和吸取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以顺应民意和适应现状的切实改革，使这一体制得以更新和重现活力。
“木子美现象”引起争议
“木子美现象”，是指署名“木子美”的日记体作品《遗情书》在网络连载之后，一时间引起网坛内外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作者也因此一夜成名和一炮走红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涉及了网络作品的道德底线、“博客”与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以及怎样看待自暴隐私的文化行为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木子美是广州某小资读物的女编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毕业于广东某大学。2003年6月19日起，木子美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当时访问量并不大。至8月某日，木子美在《遗情书》中记录了她与广州某著名摇滚乐手的“一夜情”故事。与已往的写作风格一样，故事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她与这名乐手做爱时的大量细节。她在日记中直呼该乐手的真实姓名，并对其性技巧和能力进行了描述。此事一时在广州传媒界、音乐界及网络间广为传布，木子美由此“一炮而红”。随之走红的还有那个为她写公开日记提供平台支持、原本并不知名的网站。事发后，木子美曾迫于压力关闭日记一段时间，但重新开放后，访问量开始急剧机升，网民们发表了大量议论。木子美的这篇日记被迅速转贴到各大网站，又在网民间四处流传。在音乐界、传媒界及网络上引起极大反响。
从此，木子美被网民称为广东第一个“用身体写作”的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