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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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 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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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他。”接下来,沈氏列举胡氏为人的卑劣之处:“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还可以说一两件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在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的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正是这诸多颇为“神奇”的例证,才激怒了胡适并谓沈“是一个小人”和“下流的扯谎”。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看,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查看这些日记,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两派争斗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大的变化,海峡两岸开始来往,罗尔纲从台湾友人中知道胡适曾于1958年底出版《师门五年记》的事。当时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开始提笔追忆当年跟随胡适生活、治学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将罗尔纲新写的追忆文章与原书合并,以《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为名结集出版。其后,罗尔纲继续写胡适琐忆,惜书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联书店将罗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增补本)。在这个版本中,罗尔纲增补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1961年何勇仁说他读了我攻击胡适的〈坦白状〉》,文章说: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4)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8月16日夜谱记胡适给何勇仁信事说:夜里,有给何勇仁的信。

义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至今感谢。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来打忧,想能得先生的谅解。

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吧?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载《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写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文章,内称:“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了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但他们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国务会议罢免他们的前夕,周总理曾邀请罗、章、章三氏谈话,把政府将罢免他们职位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同意这样的决定。不过他们三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完全服从政府的判处,罗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认他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说:“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先后两次,乃集思广益之意。第一次,毛氏发言达二小时之久,邀请费孝通氏参加。席上,毛氏宣称将召集右派分子会议(可能有一千人与会)。一方面,对右派分子表示感谢,因为右派分子,帮助政府提高了警觉,一方面也愿意帮助右派分子求进步云。席上费氏起立发言,自谓:第一感想,当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来;第二感想,还是十分兴奋,国为毛主席鼓励他的进步云云。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补一文《再记右派分子的结局》,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思,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士,实在因为这个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过来,于是大学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实际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士,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而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人以口实,便垮下来了。……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又说:“至于全国各大学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乱说一阵的颇有其人。北京有个有名的大学,列为右派分子的学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为异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毕竟做了,行通了,我们又该刮目相看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6)

再后来,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一文,谓: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

对于曹聚仁自称与鲁迅的交谊以及在撰写《鲁迅评传》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论,仅此论述知识分子劳改的北大荒为人间“天堂”,便可知胡适称其为一个“妄人”,已是十分的高抬他了。胡氏尝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德、无才、无行等“三无”人员,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彻底的体现。曾与曹聚仁合办创恳出版社和《热风》半月刊的老友徐釪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噫!

'2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胡适年谱》,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23、25'《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十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印行本。

'27'《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28'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西方的没落》(缩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台北,远流公司1986年出版。

'30、31、34'台北《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

'32'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3'《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5'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6'此文作于胡适自注:“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初版收入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初版《胡适文选》。

'37、44'《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8'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39'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梁实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40'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41'《胡适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43'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1)

1948年冬天,梅贻琦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

梅氏当年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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