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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川说：“就在一个城市，想见容易的很啊。”刨冰上放着樱桃，渐渐的将红色融进冰里，渗下去，红色渐渐的淡了，但深入肌理，再也无法抹去。晴川拿勺子分开其它的冰屑，任意意说：“你和苏维多幸运，两个人都在这里。”
晴川听说本市到上海的距离是1080公里，任意意即将与郭海林面临的距离，这也是，她即将与郭海林相距的距离。
晴川和任意意虽然只隔着半个城区，仍旧常常通信，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她们两个人都是肯写字的人，快乐的事定然要让对方分享，伤感也要抱怨给对方听。大一结束时晴川将这年的信札整理出来，她的卧室里有一个史努比信插，她就在史努比的脚趾上贴了二十一枚彩贴小星星，因为任意意一共在信里提到郭海林二十一次，她的信里总有这样的话：“海林写信来说……”
晴川十二三岁时读傅东华译的《飘》，很老的版本，翻译过来还是中国旧式的行文语气，每次看到郝斯佳看希礼的信，总是在心里想，无可救药，这个女人。但是现在才渐渐明白那种绝望，真的是饮鸠止渴的无可救药。
慢慢的和任意意的通信自然疏朗了些，但是一个月总还有一两封。任意意在信里抱怨，高年级有一位学长对她穷追不舍，家里环境优渥，所以送给她一部摩托罗拉精英王，她当然回绝了。
彼时正是中文CALL机的颠峰时代，摩托罗拉精英王市价一千九百多块，晴川一时没在意，虽然那时高校学生带CALL机还是凤毛麟角，但她念大学后父母就给她买了CALL机，后来苏维又送给她一部诺基亚6110手机。当时手机里最小巧的款式，放在阳光下会变色，她也只觉得这份礼物很可爱而己。
任意意在信里将那位穷追不舍的学长，戏称为“精英王”。
晴川一直未察觉，直到有天任意意突然给她打电话，语气十分平静的告诉她：“晴川，我和郭海林分手了。”
很晴朗的秋天，窗外的一切突然静下来。她们这幢宿舍楼和这所学校最大的操场只是一路之隔，操场上那样多的人，跑步的、打球的、踢球的……窗外法国梧桐树的叶子摇也不摇，青色的叶子里泛出脆黄，晴川连话也不晓得该怎么答，任意意断续的说着一些话，大意是距离太远，感情难以为继。
晴川最后才问：“精英王？”
任意意沉静了许久，才答：“是的。”
太远，隔着几乎半个中国，一千公里。过去郭海林曾经寻找着每一个机会来看任意意，坐通宵的硬座。“五一”或者“十一”，只要休息超过三天的时候，他都会来。他家里条件不好，他上大学后一直勤工俭学，做家教，为了学费生活费，也为了能来看她。
晴川最后还是去了一趟上海，瞒着家里人。虽然明明还有卧铺票，她却坐了通宵的硬座，坐得她全身的骨头都发僵，但更僵的是脑筋。她不知道要自己去做什么，可是不假思索就去了。
在上海站给另一位高中同学小安打电话，晴川的人缘一直好，小安穿过大半个上海来接她，见面就诧异：“啊呀晴川，你怎么啦？”
到了小安的宿舍，晴川才照镜子，只是一夜，猛然就憔悴下去，整个人像一棵腌过的雪里红。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自己。她向来打通宵的牌照样精神抖擞，即使第一堂课是《C语言》也不会打瞌睡。
晴川最后还是没有去找郭海林，第二天和小安一起逛淮海路。下雨，上海秋天的雨，两侧的法国梧桐，大片大片的掉着叶子，人行道上积着一小洼一小洼的水，公车慢吞吞的驶过，她们从宋庆龄故居一直走到台北广场，晴川并不觉得累，只想一生一世就要这样走下去才好。两侧都是商铺，并不鲜亮的橱窗，晴川明明是知道在上海，和他同一座城市。
皮鞋进了水，袜子湿了又冷又潮的贴在脚底，小安笑着说：“真是奢侈，这样好的牌子。”真是奢侈，可以离他这样近，但是，永远不能伸出手去了。
回去的火车上接到苏维的电话，问：“你在哪里？”
她没有回答，说：“苏维，我们分手吧。”
长安跳槽之后不久就当了领班，每个月工资加上小费也有两千多块钱，但客人不好应付，尤其是喝醉后的客人。刚来“花雨城”时，她那个包厢里的客人喝醉了，埋单时猝不防及，一双手伸过来摸在她胸部，制服是改良的短旗袍，长仅及膝，她来不及反应，又有一只潮乎乎的手在拧她大腿上。只隔着一层丝袜，那种猥琐的感觉令人作呕，她本能尖叫了一声，幸亏水电工小张正巧路过，给她解了围，但最后经理还是将她和小张两个人叫去狠狠训了一顿。
经理还不到三十岁，浓妆艳抹也掩不住一种憔悴的苍白，据说她曾是小有名气的花帜，但她们这行吃青春饭，她早早抽身出来算是从良，可是再也离不开这个风尘圈子。经理唇上是CD唇彩，极艳的桑子红，灯光一照近乎紫青色，冷冷的扔出一句话来：“被客人摸一下又不会少块肉，既然吃这碗饭，就得让客人满意。”
她低着头，小张说：“经理，长安一个女孩子被人这样欺负，换作是你妹妹遇上这事，你会说得让客人满意吗？”
经理气得指着他大骂：“我还没教训你，你倒教训起我来。你一个水电工跑到前面包厢里得罪了客人，我还没跟你算帐呢！”
最后还是长安求了半天的情，才没有将小张炒鱿鱼。
长安学着周旋，笑嘻嘻的挡着客人的明枪暗箭，没过几个月，她就升了领班。有同事酸溜溜的说：“靓女啊。”
她出落得越来越美，常常有客人目光盯着她滴溜溜的转，这美丽现在成了负担，她是怀璧其罪。这句文绉绉的话是位常老板说的，据说常老板当年也是有学问的人，八十年代中期从高校出来下海，如今身家不菲——虽说到“花雨城”来的老板们都身家不菲，但常老板气质特别，在一帮酒色财气的客人中，一眼就能让人留意到他的文质彬彬。
打烊后人就像散了架，什么话也懒得讲，整晚上的敷衍客人，口干舌燥，笑得脸都僵了，长安想，这样子下去肯定容易老，会生皱纹，每天晚上总是要摆出副笑脸。她明年才二十岁，老……已经这样恐惧。
其实生得越美，总是越怕老，因为美丽越是价值连城，贬值得就越快。
她换好衣服后，小张照例在后门口等她。小张每天送她下班，因为知道她胆子小，不敢一个人走路。
轮休时小张请她去玩，他与旁人合租两居室的房子，室友早就扯故回避了，屋子特意的收拾过，为着她来，还买了一把姜花插在一只花瓶里。这个城市里这种花最寻常，许多主妇常常从菜市带回一把去。长安一眼认出那只花瓶其实是酒瓶，小张很高兴，挽起袖子去炒菜，小小一只煤气灶，他花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才弄出四个菜来。
屋子中间搬着一张小方桌，因为不稳，她帮他找报纸叠着垫上，小张拿筷子撬开啤酒，斟得太快泡沫都溢了出来。她笑着说：“够了够了。”
菜都炒得很咸，但她吃得很饱。起身添饭时小张抢着去帮她，他的手触到她的手，脸上微微一红，整个人像是僵了。他离她这样近，她闻得到他身上微酸的汗味，天气这样热，小小的屋子里只有一台电风扇，呼呼的吹过去，呼呼的又吹过来，摇头晃脑，像个煞有其事的老人。
她身子微微向后一倾，他就本能一样吻上来，滚烫的嘴唇，她耳里只听到那台电扇呼呼的风声。呼呼呼，呼呼呼，就像人急促的呼吸声。
小张是安徽人，过年时她跟他回了一趟老家，是最寻常的那种农村人家，青砖大瓦房建在半山，屋后种着树与竹子，四面都是田，一个村里全是同姓，人人都是亲戚，女眷们笑嘻嘻的来串门子，其实都是来看她。她明知道，大大方方的让人看，反正她又不丑。过年时没有事，家家户户打麻将，她被人拉去学着打，输了几十块钱，可是还是有一种单调的快乐。
小张在回来的火车上对她说：“家里人都说我好福气。”
因为她美嘛，她被人夸惯了，车窗外闪过沃野千里，平畴漠漠，但哪有心思看，春运时的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四周都是汗臭脚臭……她无声的皱起眉来。
小张跳了槽，去一家酒店做事，那里薪水高些，他们打算攒钱结婚。
曾经在电子厂一起同事过的老乡来看她，闲闲提到说迟华强去年已经结婚了，前两天刚生了个儿子，长安哦了一声，却怎么也记不起迟华强的面孔，唯一清晰的记得车间前的花坛，伶伶单薄的红花，没有香气的花朵。桌上一束姜花，幽幽一点暗香，一种家常的馨软。
那位常老板来得更频繁，长安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但他和其它老板不同，既不动手动脚，也不借故跟她搭讪，似乎只要看她一眼就足够，长安也不好说什么。
这天上午她正睡着觉，房东砰砰的敲着门喊：“徐长安电话！”她突然的惊醒，背心里猛得一身的冷汗沁出来，抓起衣服笼上就去楼下接电话。电话是家乡的邻居打来，养父前几天被条野狗咬了一口，没有当回事，谁知道现在发作了，镇上卫生所说是狂犬病，没得救了。
她心急如焚，挂上电话就给小张打电话，但他们同事不肯帮忙叫一声，因为工作时间不允许接私人电话。她着了忙，抓了钱包就跑到火车站去，最早的火车票是晚上九点，她也顾不得了，先买了两张，然后又坐车去小张工作的那间酒店。
大太阳底下，连空气都是毒辣辣的，她从公汽站一口气跑过来这样远，再也跑不动了，一双皮凉鞋像是要化在地上一样，走一步都是粘粘的，口鼻里都像是在往外冒着火，热，除了热还是热。刚到酒店的喷泉前，有部车子从酒店里出来，突然缓缓减了速度，最后在她身侧停下来降了车窗，有人叫了声“长安。”她头晕眼花，耳里嗡嗡直响，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后来又听到一声“长安”，这才转过头去。
是常老板，他问：“你脸色真难看，是不是中了暑？快到车上来坐。”车窗里沁出阵阵的冷气，夹着幽幽一缕古龙水味道。这样热的天气，他身上也只有古龙水一点淡薄的香气，很清爽好闻的气味。他已经帮她打开车门，她身子发软，再没有半分力气，坐在车上，一五一十的将事情对他讲了，常老板二话没说，打了一个电话，她神色恍惚，也没听他讲了些什么，最后他对她说：“十二点十分有班飞机，我送你去机场。”她没听清楚，他又说了一遍，她这才听懂了，车窗上贴着反光纸，车内冷气几乎寂静无声，真皮的椅座有一股淡淡的皮膻香气，她有些发愣的看着胡桃木的仪表板。小张就在不远处那幢建筑里，可是她在这部小小的汽车里，就像另一个世界。
脚下米白色的毯已经被她的鞋踩出乌迹，她知道这种车用地毯很贵，有次同事形容老板的宝马车，说：“里面小小一张毯，进口的，价钱可以铺寻常人家整间房的地板了。”米白色，这样奢侈的颜色，也只有阔绰才能践踏。
他车开得飞快，长安蜷在后座，一句话没讲，最后登机时才知道他电话里订了两张票，他说：“你不要怕，我陪你去。”
她一直忍到见了养父才放声大哭，养父被关在卫生所一间小屋子里，外面都是防疫站的人，她隔着窗上的铁栅远远看了一眼，养父嗬嗬的叫着，拿头往墙上碰，拿牙齿咬着墙，她全身剧烈的发着抖，常老板伸出手来揽住她，她大声的哭出来。
她办完养父的丧事才给小张挂了个电话，小张问要不要他赶过来，她淡淡的说：“不用了。”
有钱这样好办事，养父的身后事十分热闹，常老板请教了当地人，一切按最高的规矩来，请了班子吹了三天三夜的唢呐，热热闹闹的十六人抬扛，送养父上山。最后，在镇上的餐馆里请了帮忙办丧的左邻右舍吃饭，她自从赶回来后，整个人就像木偶一样，只是任人摆布，披麻带孝，哭灵守夜。一切的琐事，全是常老板替她打点，他一个外乡人，只是大把的钱花出去，丧事竟然办得妥妥当当，十分有排场。
临走前隔壁的翁婆婆来陪她说话，翁婆婆打小喜欢她，说她乖巧听话，两个人坐在天井里，院子里本来有一株香椿，叫虫蛀得朽了，今年只发了几枝，伶伶的几片叶子似乎数得清。有只麻雀站在树上梳理着翅羽，捋过去又捋过来，长安目光还是呆的，只望着那只鸟。翁婆婆感叹了几声，说：“你从小命苦，现在也算熬出头了，这个人不错，心肠好，看得出来，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年纪大知道疼人啊。”
天上有云慢慢的流过，她想起小时候打了猪草回来，进院子里就叫“妈”，虽然养母听不见，但桌子上一定有养母给她凉着一大缸凉茶。嚓嚓嚓，嚓嚓嚓，养父在灶前切猪菜，花白的头发一撅一撅，她定了定神，那嚓嚓声更响了，原来是后面猪圈里的猪饿了，在那里拱着门。
在飞机上她取出张泛黄的红纸给常老板看，慢慢的将身世讲给他听，纸上被蠹虫蛀了无数的小眼，朽得抖一抖就会烂似的。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着：“1979年7月25日”。这是生身父母留给她唯一的东西，最后翁婆婆转交给她，说：“当年是我从镇上的老李手里，将你抱回来给你爸爸妈妈的，这就是当时你身上裹着的，现在你爸爸妈妈都过背了，叫你知道也不妨了。”
直到现在她才知道，原来自己真正的生日是7月25日。
常老板怜悯爱惜的看着她，像看着一个小小的无助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