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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原来如此！你也希望一切照旧——仍然是萨塔尼基、卑鄙的诡计和下流的笑话吗？好，那就给你这个，给你，给你！”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杖和脚照着叭儿拘一阵踢打。杰克跑开，尖声鸣叫着，摇摆着尾巴上了楼，前腿扒在门上向埃玛·埃内斯托夫娜诉苦。
几天和几个礼拜过去了。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迷魂阵啊！科马罗夫斯基闯进拉拉的生活，如果只是引起她反感、厌恶的话，拉拉原是可以抗拒和设法摆脱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姑娘自己也感到惬意，因为这个论年龄可以作为父亲、容貌已经开始秃顶的男人，这个在集会上受欢迎、报纸上也常提到的人，居然在她身上花费金钱和时间，把她称作女神，陪伴她出入剧场和音乐会，即所谓让她“精神上得到发展”。
她只不过还是个穿褐色长裙、未成年的寄宿学校的女生，学校里那些天真的恶作剧也都少不了她。无论是在马车里当着车夫的面，还是众目暖暖之下在剧院的幽静的包厢里，科马罗夫斯基的那种暧昧而大胆的举动迷惑住了她，挑逗起她心中渐渐苏醒的也想模仿一番的不良念头。
但这种学生淘气的激情很快就过去了。一种刺心的沮丧和对自己的畏惧长久地留在她的心里，在那里扎下了根。她总想睡觉，这是由于夜晚的失眠，由于哭泣和不断头痛，由于背诵功课和整个身体的疲乏。
他是她所诅咒的人，她恨他。每天她想的都是这些。
如今却终身成了他的奴隶。他是靠什么制服她的呢？用什么恫吓她顺从，而她便屈服了，满足他的欲望，用毫不掩饰的羞耻的颤抖让他快活？莫非因为地位的差异，妈妈在钱财上对他的依赖，他善于恫吓她拉拉？不是，都不是。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不是她受他支配，而是他受她支配。难道她看不出来，他是怎样因她而苦恼。拉拉是无所畏惧的，良心是清白的。假如她把这一切揭穿，可耻和害怕的应该是他。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她永远不会那样做。她还没有这么卑鄙，还没有科马罗夫斯基对待下属和弱者的那股狠劲。
这就是他和她的区别。因此，她也就越发感到周围生活的可怕。生活中什么让她震惊？是雷鸣，还是闪电？不，是侧目而视和低声诽谤。到处都是诡计和模棱两可的话。每一根线都像蛛丝一样，一扯，线使断了，但要想挣脱这个网，只能被它缠得更紧。
卑鄙而怯懦的人反而统治了强者。
她也曾经自问：如果她是已婚妇女，会有什么不同？她开始求助于诡辩。有时，绝望的忧郁控制了她。
他又是多么不知羞耻地匍匐在她脚下哀求：“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想想看，我和你做了些什么呀。你正在沿着陡坡向下滑。让我们向你母亲承认了吧。我娶你。”
他哭着，坚持着，好像她争辩着并不同意似的。不过这只是空话，拉拉甚至懒得听他这套悲剧式的空话了。
可是他继续带着披着长面纱的她到那家可怕的餐馆的单独的房间里去。侍者和顾客目送着她，他们的眼光似乎要把她剥个精光。她只能自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有一次她做了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歌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它是上帝关于生命的箴言，拉拉到教堂正是去哭他。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的心情就像《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她跑去祷告时的感觉，似乎脚下的大地随时都会裂开，教堂的穹顶随时都会崩塌。活该。让一切都完结吧。可惜她带了奥莉妮·杰明哪这个话匣子。
“看，那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莉妞对着她耳朵悄悄说。
“嘘，别讲话。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普洛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我的堂叔父。正在读经文的那个。”
“嗅，你说的是那个诵经土，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作声。别打搅我吧。”
她们进来的时候，仪式刚刚开始。人们在唱赞美诗：“赞美我主，我的灵魂，以我所有，赞主圣名。”
教堂里显得空荡荡的，四处响起回声。只有前边挤着一群做祷告的人。这幢房子是新建的，不带颜色的窗玻璃不能使积雪的灰色小巷和往来的行人增添色彩。这扇窗前站着教堂长老，不顾正在进行的祈祷，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对一个呆傻耳聋的乞丐开导着什么，他的声音像那扇窗和窗外的小巷一样呆板而平淡。
拉拉手里摸着几枚铜币，慢慢绕过祈祷的人，到门口替自己和奥莉妮领取蜡烛，然后小心翼翼地免得碰撞任何人，回到后边。这时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急促地念完九段经文，仿佛在念一篇大家早已熟悉的东西。
“祝福吧，心灵空虚的人……祝福吧，痛哭失声的人……祝福吧，渴望并追求真理的人……”
拉拉走着，打了一个冷战，停了下来。这说的就是她。他说：受践踏的人的命运是值得羡慕的。他们关于自己有许多话可以诉说。他们的前途是无量的。他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是基督的意思。
正值普雷斯尼亚区武装起义的日子。他们恰好住在起义区。在离他们几步远的特维尔街上筑起了街垒，从旅馆的窗口就可以看到。人们从院子里用桶提水浇街垒，为的是把构筑街垒用的石头和废铁冻在一起。
隔壁院子里是义勇队员集合点，有些像救护站和食品供应点。
有两个男孩子到那儿去。这两个人拉拉都认识。一个是娜佳的朋友尼卡·杜多罗夫，拉拉就是在前者家里认识他的。他的性格同拉拉相似——耿直，孤傲，不爱讲话。他和拉拉相似，引不起她的兴趣。
另一个是职业中学学生安季波夫，住在奥莉妮·杰明娜外祖母季韦尔辛老太太家里。拉拉到马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家里去的时候已经觉察出她对这男孩子产生的影响。帕沙·安季波夫还没有失掉童稚的纯朴，毫不掩饰她的到来带给他的快乐，仿佛拉拉是夏季的一片小白排林，地上遍布着清新的小草，天空飘荡着如絮的白云，所以对她用不着掩饰牛犊似的又蹦又跳的狂喜，更用不着担心别人讥笑。
拉拉刚刚一发现自己对他产生的影响，便不自觉地开始利用了这种影响。不过，过了好几年之后，在他们交往的后期，她才更加认真地把握住他那温顺的性格。那时，帕图利亚已经知道自己发狂地爱着她，知道在自己的生活中已经别无选择了。
这两个男孩子正玩着一种最可怕的、成年人的游戏，战争的游戏，而且参加这种游戏的人不是被绞死便是被流放。可是他们头上戴的长耳风帽还从后面扎着结子，清楚地表明他们不过还是两个孩子，还都受着父母的管教。拉拉像是大人看待小孩子那样看着他们。在他们危险的娱乐中有一种天真无邪的味道。其他的一切也都烙上了这种痕迹。冬天的寒冷的黄昏似乎泛起一层黑色的浓重的霜；还有这灰蓝色的庭院以及对面孩子们躲藏的那幢房屋。而主要的是从那儿不断传来的手枪射击声。“男孩子们在开枪。”拉拉想道。她想的已经不仅是尼卡和帕图利亚了，而是开枪射击的整个城市。“两个诚实的好孩子，”她想道，“正因为是好孩子，所以才开枪。”
听说可能要向街垒射击，而且她们的房子有危险。但这个时候再考虑搬到莫斯科另一个区的熟人家里去已经太迟了，因为这个区已然被包围。只能在这包围圈附近找个角落，于是她们想起了“黑山”旅馆。
原来最先想到这里的并不只是她们。旅馆已经住满了人，同她们处境相同的人还有很多。只是因为她们算是老主顾，所以才答应把她们安顿在被眼间里。
皮箱太惹眼，于是她们把最必需的东西包成了三个包袱，一天天拖延搬入旅馆的日期。
由于作坊里充满古朴的风习，所以尽管外面闹罢工，工人直到这一天仍继续干活。但在那一个寒冷而又沉闷的傍晚，外面有人按铃。进来的人指责了一番。大家要求店主到大门口去。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到前厅去平息来人的火气。“姑娘们，到这儿来！”不一会她把女工们都招呼到那里，把她们一个个地介绍给进来的人。那人热情而笨拙地和每个人握手问候，同费季索娃讲妥了什么事之后便走了。
女工们回到大厅后，开始围披肩，一个个把手举过头，伸进瘦小的皮大衣袖子。
“出了什么事？”阿马利哑·卡尔洛夫娜急忙赶过来问道。
“把我们撵走了，太太，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吉沙尔太大哭了出来。
“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您别难过。我们对您没有恶意，而是非常感激您。问题不在于您，也不在于我们。如今大家都这样做，全世界都这样。能有什么法子反对呢？”
她们都走了，连奥莉哑·杰明娜和法伊娜·西兰季耶夫娜也走了。后者在告别的时候悄声对店主说，为了东家和作坊的利益只好装出罢工的样子。但店主并未平静下来。
“多么忘恩负义！真想不到，把她们看错了！就拿那个姑娘说吧，在她身上我操了多少心啊！好吧，就算她还是个孩子，可是还有那个老妖婆呢！”
“您应该明白，妈妈，她们不能对我们例外。”拉拉安慰着她。“谁对咱们都没有恶意，恰恰相反。现在周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人的权利，为了保护弱者，为了女人和孩子们的幸福。是的，真是这样，您不用不相信地摇头。总有一天，这会对我和对您都有好处”
可是母亲一点也听不明白。“每回都这样，”她啜泣着说，“本来心里就乱糟糟的，你还说这种话，让人听了只能惊讶得瞪眼。都骑到我的头上拉屎来了，你还说对我有好处。不对，准是我老糊涂了。”
罗佳仍然在武备学堂。空落落的楼房里只剩下拉拉和母亲了。没有灯光的街道和房屋都用空洞的眼睛相互凝望着。
“到旅馆去吧，妈妈，趁现在天还没黑。您听见没有，妈妈？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喊来了看门人。“菲拉特，送我们，亲爱的，到‘黑山’旅店去。”
“是，太太。”
“拿上包袱。还有，菲拉特，这阵子就请你在这儿照看着。别忘了给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这只鸟儿喂水、添食。东西都锁上。还有，请常到我们那儿看看。”
“是，太太。”
“谢谢，菲拉特。基督保佑你。怎么样，要分手了，一起坐一会儿吧，愿上帝保佑。”
她们来到街上，就像大病初愈一样，一下子适应不了新鲜的空气。凛冽澄澈的空间把圆润的、仿佛经过车床加工的光滑的声音轻轻地散向四方。炮声和枪声砰砰响，像要把远方炸成一堆废墟。
不管菲拉特如何说服拉拉和阿马利她·卡尔洛夫娜，要她们相信真的在放枪，她们仍然认为放的不过是空枪。
“菲拉特，你真傻。想想看，根本见不到放论的人，怎么会不是空枪呢。照你说谁在开枪，莫非是圣灵不成？当然是放空枪。”
在一个十字路口，巡逻队把她们拦住了。狞笑着的哥萨克对她们进行搜查，放肆地对她们从头到脚瞅来瞅去。他们的系带的无檐帽膘悍地拉到耳朵上，一个个好像都只有一只眼睛。
“真太好了！”拉拉想道，她们和城里其他地方隔绝的这段时间，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因为母亲的关系，她不能和他断绝来往。她不能够说：妈妈，别接待他。那一切就都公开了。说了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伯说呢？啊，上帝，让一切都完蛋吧，只要这事能了结。上帝啊上帝！她厌恶得就要昏死在街上。可是现在她又想起了什么呀？！就在开始发生这种事的那个单间屋子里，画着一个肥胖的罗马人的那幅可怕的画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妇人或花瓶》。当然，一点不错。这是一幅名画。要是和这件珍品相比的话，她那时还算不上妇人，后来才是。餐桌摆设得真够排场。
“你要到哪儿去呀，走得这么快？我赶不上你。”阿马利妞·卡尔洛夫娜在后边哭着说，喘着气，勉强赶上她。拉拉被一股什么力量推着，一股骄傲的、令人振奋的力量推动她仿佛凌空疾走。
“枪声多么清脆，”她想道，“被践踏的人得福了，受侮辱的人得福了。枪声啊，愿上帝赐你健康！枪声啊，枪声，你们也该有同感吧！”
格罗梅科兄弟的房子坐落在西夫采夫一弗拉日克街和另一条巷子的拐角上。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格罗梅科都是化学教授，前者在彼得罗夫斯基学院任教，后者在大学任教。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个单身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娶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她娘家姓克吕格尔，父亲是铁矿场主，另外在乌拉尔的尤里亚金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林中别墅，那儿有几座已经废弃的、没有收入的矿山。
他们的房子是一座两层楼。楼上是寝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工作间和藏书室。另外还有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东尼娜和尤拉居住的房间；楼下是接待客人的地方。灰绿色的窗慢，大钢琴盖上镜子般发亮的光点，鱼缸，橄榄色的家具和样子像水藻似的室内植物，使楼下接待室给人一种梦幻般浮动的绿色海底的印象。
格罗梅科一家都是非常有文化修养、慷慨好客的人，非常喜欢而且懂得音乐。他们经常邀请一些人在自己家里举行钢琴、提琴独奏和弦乐四重奏的室内音乐会。
一九O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以后不久，在西夫采夫街照例又要举办一次室内乐晚会。预定演奏塔汉耶夫学派的一位初露锋芒的作曲家新谱写的一首小提琴奏鸣曲和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
前一天就开始准备，把家具搬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