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来的几个陌生人开始说话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个字也听不清。不过，从双方长时间的沉默中可以想象出谈话的内容。戈拉兹德赫又说话了：
“听见了吧，弟兄们？现在你们看清咱们落到什么宝贝手里了，什么恶棍手里了。为这种人去卖命？难道他算人吗？这是中了邪的傻瓜，就像不懂事的毛孩子或者隐修士。我叫你笑，捷廖什卡！你咧什么嘴，色鬼？没你说话的份儿。不错，他小时候就是隐修士。你要听他的，他准会把你变成和尚，变成老公。他说的都是什么话？要去掉身上的毛病，不许骂人，同酗酒做斗争，对女人要注意。能这样活下去吗？我最后决定了。今天晚上在河流渡口的石堆旁边，我把他骗到野地里，咱们大家一块补上去。对付他有什么难的。不费吹灰之力。麻烦的是他们要活的。要把他捆起来。要是捆不住他，我就用两只手结果了他。他们会派人接应咱们的。”
说话的人继续发挥密谋计划，但同其他人一起渐渐离去，医生也不再听他们说话。
“他们这是想活捉利韦里，这群恶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惊恐而厌恶地想道，忘记他曾多少次诅咒过自己的折磨者，巴不得他死。“这伙坏蛋想把他出卖给白军或杀死他。怎样才能防止这件事发生？应当仿佛无意地走到火堆跟前，不提任何人的名字，让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知道这件事。怎么也得警告利韦里有危险。”
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经不在原处了。火堆快要烧完。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助手看着火堆，以免火势蔓延。
但阴谋并未得逞。它被粉碎了。原来利韦里等人已经知道他们策划的阴谋。当天阴谋彻底被揭穿，参与阴谋的人统统被抓起来。西沃布留伊扮演了双重角色：密探和拉人下水者。医生对他更为反感。
已经清楚，游击队队员的家属离狐湾还剩下两昼夜的路程。游击队队员们准备同家属相聚，接着马上开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去找帕姆菲尔·帕雷赫。
医生看见他手里拿着斧子站在帐篷门口。帐篷前堆了他砍下来的一大堆小烨树。帕姆菲尔还没把树干上的细枝砍掉。有的还倒在原处，折断的枝权插进湿土里。有的已经被他拖到旁边，像起来。树干压着颤悠悠的有弹性的枝叶，没碰着地，互相也不挨着。它们仿佛用双手抵挡砍他们的帕姆菲尔，整堆绿枝挡住了他进帐篷的去路。
“为贵客准备的，”帕姆菲尔解释他为什么砍树干，“帐篷太低了，不适合让妻子和孩子住。我想再支几根桩子，就砍了几根树干。”
“帕姆菲尔，你以为他们会让你的家庭住进帐篷里，那你就想错了。怎么能让非军人——妇女和孩子住在军营里呢。他们会安排在树林边上的大车里。有空的时候去同他们聚会，帮他们干点什么。未必会放他们进军营里的帐篷。可我不是为这个来的。听说你一天比一天瘦，不吃饭，木喝水，不睡觉？可气色还不错嘛。只是长了一脸胡子。”
帕姆菲尔是个强壮的汉子，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一脸大胡子，额头长满疙瘩，乍一看好像长了两个额头。额骨宽厚，像一只环或箍箍在太阳穴上。这使帕姆菲尔显得凶狠，仿佛永远斜着眼睛。
革命初期，人们担心它会像一九O五年革命那样，也是受过教育的上层分子历史中的一个短暂现象，深入不到底层，不能在他们当中扎根，便向人民竭尽全力宣传革命性，把他们搅得惊恐不安，怒气冲天。
在革命初期的日子里，像士兵帕姆菲尔这样的人，不用宣传便刻骨仇恨知识分子、老爷和军官，成了狂热左派知识分子的无价之宝，身价百倍。他们的凶残被视为阶级意识的奇迹，他们的野蛮行为被当成无产阶级的坚毅和革命本能的典范。帕姆菲尔牢固地树立了这种名声。游击队的首领和党的领袖们都很看重他。尤里·安德烈耶维苛觉得这个阴沉、孤僻的大力土是个不完全正常的怪物，因为他毫无心肝，单调乏味，缺乏吸引他和他所感到亲近的一切。
“咱们上帐篷里坐吧。”帕姆菲尔邀请医生。
“何必呢，我也钻不进去。外面更好。”
“行啊。听你的。真是个狗洞。咱们坐在树干堆上聊吧。”
他们坐在晃来晃去的烨树干上了。
“都说故事一讲就完，可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而我的故事一下子讲不完。三年也说不完。我不知道从哪儿说起。
“我就试试吧。我跟女人一块过日子。我们都年轻。她管家，我下地干活，没什么可抱怨的。有了孩子。我被抓去当兵。送上前线。是啊，上了前线。那次战争我有什么可对你说的。你见过，军医同志。革命了。我恍然大悟。士兵睁开了眼睛。敌人不是外来的德国人，而是自己本国人。世界革命的士兵，刺刀朝下，从前线回家打资本家！等等。这你都知道，军医同志。等等。内战打起来了。我加入了游击队。很多地方我都跳过去不说了，要不永远也说不完。现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这会儿看到了什么？他，那个寄生虫，从俄国前城撤走了斯塔夫罗波尔第一和第二兵团，又撤走了奥伦堡的哥萨克兵团。难道我不明白？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难道我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情况很不好，糟透了。他那个畜生想干什么？他想让一伙敌人朝咱们扑过来。他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老婆孩子在我身边。万一他胜了，来了，他们往哪儿跑？他哪能明白，他们都是无辜的，跟我的事儿一点不沾边？他可不这么看。他会为了我的缘故把我老婆的手捆起来，拷打她，为了我的缘故折磨孩子，把他们的骨头折断。你还能睡觉吃饭？就算人是铁铸的吧，也不能不心烦呀。”
“帕姆菲尔，你可真是个怪人。我无法理解你。多少年不跟他们在一起也过来了，没有他们一点消息，也没难过过。现在一两天就要见着他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哭起丧来。”
“那是先前，可这是现在，大不相同。该死的白军杂种要打败咱们。我说的不是自己。我反正要进棺材了。看来那是我该去的地方。可我不能把亲人也带到那个世界去呀。他们会落入恶棍的魔爪。他会把他们的血一滴滴放光。”
“鬼就是从这儿来的吧？听说你见过鬼。”
“得啦，大夫。我没都告诉你。没告诉你主要的。那你就听听全部真相吧。你别刨根问底，我都亲口告诉你。
“我干掉过你们很多人，我手上沾满老爷、军官还有不知道什么人的血。人数和姓名我记不住了。往事如烟嘛。有个孩子我老忘不了，我干掉过一个孩子，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要把小伙子杀死呢？因为他逗得我笑破了肚皮。我一时发昏，笑着朝他开了枪。毫无缘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克伦斯基还当政呢。我们叛乱过。事情发生在火车站。派来一个鼓动家，是个毛孩子，他用嘴皮子动员我们进攻，让我们战斗到最后胜利。来了个士官生，劝我们党制。那么个层头。他的口号是战斗到最后胜利。他喊着口号跳上消防水桶，消防水桶就在车站上。他跳上水桶是想站得高些，从那儿号召大家参加战斗，可脚底下的桶盖翻了，他扑通一声掉进水里，脚踩空了。哎呀，笑死人了。我笑得肚子疼。真要笑死了。哎呀，滑稽极了！我手里有枪。我笑个不停，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像他在胳肢我。我就瞄准他开了一枪，他当场完蛋。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有人把我的手推了一下。
“这就是我白日见的鬼。夜里老梦见那个车站。当时觉得可笑，现在真可怜他。”
“是在梅留泽耶沃镇吧，比留奇车站？”
“我记不清了。”
“跟济布申诺村的居民一块儿叛乱的？”
“我记不清了。”
“在东线还是西线？在哪条战线，在西线吧？”
“仿佛是西线。很可能是西线。记不清了。”
粘满白糖的花揪树
游击队的家属带着孩子和生活用品，坐在大车里，已经跟着游击队走了很久。他们后面跟着一大群牲畜，大部分是奶牛，大概有几千头。
自从游击队员们的妻子来到后，军营里出现了一个新人，士兵妻子兹雷达里哈，又叫库巴里哈。她是兽医，还是秘密的巫婆。
她总戴着一顶馅饼似的帽子，穿着苏格兰皇家射手浅绿色的大衣，这是供应英国最高统治者的～种服装。她还非让别人相信这些东西是她用囚帽和囚服改成的，仿佛红军把她从克日木监狱里解放出来，而高尔察克不知为何把她关在了那里。
这时游击队驻扎在新的地方。原以为在这里不过暂时驻扎，一旦查清附近的地形，找到适于长期居住的稳定地点，就转移到那里去过冬。但后来情况变了，游击队不得不在这里过冬。
这个新宿营地同他们不久前撤离的狐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是一片无法通过的密林。大路和营地的一侧是无边无际的树林。部队刚刚在树林里扎营的那几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比较空闲。他从几个方向深入树林考察，结果确信在里面很容易迷路。头一次巡察有两个角落引起他的注意，他暗暗记在心里。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叶都脱落了，像一扇打开的门，从树与树之间的空隙能看很远。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揪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揪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然后仰起小脑袋，伸长脖子，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
在小鸟和花揪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仿佛花揪树什么都看见了，抗拒了半天，终于可怜起小鸟来，向它们让步了，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唉，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好吧，吃我吧，吃我吧，我养活你们。”它自己也笑了。
树林中的另一个地方更迷人。这是一片尖顶似的高岗，～面是陡峭的深渊。悬崖下面仿佛与上面不同，有另一番景象——河流或峡谷，还有长满没人割过的杂草的草地。其实下面仍然是上面的重复，只不过是在令人头晕的深渊里，脚下便是从深渊里长起来的树梢。这大概是山崩的结果。
仿佛这片高人云端的莽树林绊了一跤，坠落下来，本应粉身碎骨，钻入地下，但在关键的一刹那，却奇迹般地降落在地上，看起来并未受到损伤，依然在下面喧嚣。
但这并不是林中高坡真正引人入胜的特征。它的四边都被陡峭的花岗石块围住。这些石块很像史前时期凿成的砌石家用的扁平石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头一次登上这个高坡时，敢赌咒发誓，这块四周堆积石块的地方决不是天然形成的，而带着人工的痕迹。这儿可能是古代多神教教徒的神庙，他们祈祷和祭扫的地方。
十一名参与谋杀队长阴谋的首要分子和酿造私酒的卫生兵，便是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清晨在这里处决的。
以司令部特别卫队为核心的二十名对革命最为忠诚的游击队队员把他们带到这里。卫队在判处死刑的人周围困成半圆形，在他们背后推推搡搡，很快把他们挤到峭壁的一个角落里，死囚们除了跳崖外别无退路。
他们在拷问、长期关押和受到种种凌辱之后已经不像人了。他们满脸胡须，脸色发青，推怀枯槁，像幽灵一样可怕。
开始对他们审讯的时候便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没人想到行刑前对他们再次搜身。因为那太卑鄙，是临死前对人的嘲弄。
同伏多维钦科并排走的是他的朋友勒扎尼茨基，同他一样，思想上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突然朝围着他们的卫队开了三枪，是对准西沃布留伊开的枪。勒扎尼茨基是名出色的射手，但他激动得手发抖，没有射中。出于礼貌还是出于对先前同志的怜悯，卫队没向勒扎尼茨基扑过去，也没在下命令前先向他一齐开枪。勒扎尼茨基的左轮手枪里还有一颗子弹，但他激动得把子弹忘了，因自己没有打中而懊恼，把手枪摔在石头上。手枪撞在石头上射出了第四颗子弹，打在被判处死刑的帕契科利亚的腿上。
卫生兵帕契科利亚抱住腿喊了一声，倒在地上，痛得不停地尖叫。离他最近的潘夫努金和戈拉兹德赫把他架起来，抓着他的双手架着他走，免得在慌乱中被别的同志踩死，因为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旁边还有别人了。帕契科利亚一瘸一拐地向石坡的边上走去，死囚都被逼到那里。他简直迈不开打伤的那条腿，不停地喊叫。他的不像人声的奖号很能感染人。仿佛有谁发出了信号，他们便都失去了理智。出现了谁也没料到的场面。有人咒骂，有人祈祷哀求。
一直戴着黄边学生帽的少年加卢津，摘下帽子，跪在地上，在人群中跪着向可怕的石壁倒退。他向卫兵们鞠躬，头常常碰到地，哭得便便咽咽，已经失去了一半知觉，大声地央求他们：
“我错了，弟兄们，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别把我毁了。别杀我。我刚开始生活，死得太早。我还要活呢，还想见我妈一次。弟兄们，原谅我，饶了我吧。我愿意亲你们的脚，替你们挑水。唉呀，倒霉呀，真倒霉，我没命啦，妈呀！”
他们当中有人哭着数落，但看不见是谁：
“好心的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清醒清醒吧。咱们一块儿在两次战争中流过血，捍卫过共同的事业。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我们用行动证明决不忘恩负义。你们怎么不答腔呀，都哑巴了吗？难道你们脖子上没戴着十字架？”
他们对西沃布留伊吼道：
“你这出卖耶稣的犹大！跟你比我们算什么叛徒？你这狗杂种才是双料叛徒呢。真该把你续死！你向沙皇效忠，却杀死了合法的沙皇。你发誓对我们忠诚，又把我们出卖了。你在出卖自己主子之前跟他亲嘴去吧，可你早晚要出卖他。”
伏多维钦科站在坟墓边缘仍面不改色。他扬起脑袋，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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