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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尼克“呼哧呼哧”地搬上四个回合，我才能搬完一回。我慢慢地挪着小碎步，仿佛痛入骨髓，整个人弱不禁风。尼克从我的身边奔来奔去，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途中还对我皱皱眉，凶巴巴地说：“你还好吗？”不等我开口回答，他又已经迈开了脚步，害得我张大嘴目瞪口呆，仿佛一个正在发呆的卡通人物。我感觉不太好，我会好起来的，但现在我确实感觉不太好。我希望丈夫能伸出双臂把我搂进怀中，要么哄我几句，要么宠我一会儿，只要一会儿就行。
在卡车的后车厢里，尼克一直忙着摆弄那些箱子。他对自己收拾行李的本事颇是引以为豪，毕竟他摆平了洗碗机，打好了旅行包。但到三点钟的时候，卡车巨大的车厢仍然空着一半——显然，我们卖掉和送掉的家当实在太多了。在这整整一天中，我只觉得此刻让人心满意足，一种卑劣的满足感热辣辣地烧着我的心，仿佛一滴水银。“不错，”我想，“真棒。”
“如果你真乐意的话，我们可以把床带上。”尼克的目光越过我落在街道上，“我们倒是有足够的空间。”
“不，你答应了沃利，就给沃利吧。”我一本正经地说。
“我错了。”只要说一句，“对不起，我错了，让我们把床带上吧，在新的住处，你应该睡你这张舒服的旧床。”尼克，请对我微笑吧，对我好一些，今天请对我好一些。
尼克叹息了一声，“好吧，如果你真想要把床给沃利的话。艾米？是这样吗？”他稍微有些气喘吁吁，倚着一摞箱子，最上面的一个箱子用记号笔龙飞凤舞地写着“艾米的冬衣”几个字，“以后我再也不会提到床的事情了，因为我现在就要你给个答复，艾米？我很愿意为你把床带上。”
“你还真是个宽宏大量的君子啊。”我微微吐了一口气——这是我回嘴时惯用的招式，仿佛一个难闻的喷雾器喷出了一股香水。我真是个胆小鬼，我实在不喜欢对抗，于是拿起一个箱子走向了卡车。
“你说什么？”
我冲他摇了摇头，我不想让他看到我掉眼泪，因为眼泪会让他怒火更盛。
十分钟后，楼梯上传来了一阵敲击声——“砰！砰！”尼克正独自一个人把家里的沙发拖下楼。
在离开纽约的途中，我甚至无法回望身后，因为我们的卡车没有后窗。我的目光追随着后视镜里的天际线，那条天际线正渐行渐远，莫非这就是人们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里描写的一幕，那气数已尽的女主角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居？但我并没有从后视镜里见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不管是克莱斯勒大楼、帝国大厦，还是熨斗大厦，都没有在那块闪亮的长方形镜子中露出倩影。
昨晚我的父母曾经来访，把我小时候钟爱的布谷鸟钟送给了我们，我们三个人又是哭又是抱，尼克则把两只手揣在口袋里，嘴上答应着要照顾我。
他明明答应要照顾我，但此刻我却感到害怕，我感觉事情正在变糟，变得非常糟，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糟。我不觉得自己是尼克的妻子，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只是一件被人带来带去的行李，比如一张沙发，要不然便是一只布谷鸟钟，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被人扔进垃圾场或扔进一条河。我不觉得自己有血有肉，只觉得自己可以像一阵轻烟般消逝在空中。
尼克·邓恩 事发之后三日
除非有人找到艾米的下落，要不然的话警方找不到艾米，这一点已经是明摆着的事情。警方已经搜过了附近所有的森林和河流，在泥泞的密西西比河里搜了一截几英里的河段，搜过了所有的小道、远足小径和东一块西一块的树林。如果艾米还活着，那只能盼着有人放手把她送回来；如果她已经不在人世，那就只能盼着大自然放手让她现身。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好似舌尖上的一股酸味。我抵达志愿者中心时，发现其他人也已经有所察觉，整个中心弥漫着一种无精打采、自甘认输的气氛。我漫无目的地逛到摆糕点的地方，设法说服自己吃上几口。要吃丹麦酥吗？我开始相信没有一种糕点比丹麦酥更加让人沮丧了，这款糕点一摆上去就似乎有种不新鲜的感觉。
“我还是要说，关键在于那条河。”一名志愿者对他的伙伴说道，他们两个人都正在用肮兮兮的手指挑拣着糕点，“那条河正好在那家伙的屋后，还有什么办法更省事呢？”
“那她早就会被旋涡卷上来了。”
“如果被砍掉两条腿和两条手臂的话，那就不会卷上来……身子可以一路冲到墨西哥湾，至少冲到图尼卡。”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我，我赶紧转过了身。
我以前的一位老师科尔曼先生正坐在一张牌桌旁，躬起腰对着举报电话，龙飞凤舞地记着信息。当一眼看到我时，他用一根手指在自己的耳朵旁边画了个圈，然后指了指电话，示意打电话来的人全是一派胡言。昨天他跟我打了个招呼，“一个酒后驾车的家伙杀害了我的孙女，所以……”于是我们小声说了几句话，笨拙地拍了拍对方。
这时我的手机响起了铃声，是那只一次性的手机——我实在想不出来能把它放在哪儿，因此就把它带在了身上。我用这只手机打过一个电话，对方现在回了我一个电话，我却不能接。我关掉手机，又放眼打量着屋子，以确保艾略特夫妇没有发现我的动静。玛丽贝思正在点击她的黑莓手机，然后把手机拿远以便阅读短信，等到一眼瞥见了我，她就一溜快步走了过来，边走边把黑莓手机举在身前，好似举着一个护身符。
“从孟菲斯到这里要多久？”她问道。
“开车近五个小时，在孟菲斯有什么线索吗？”
“希拉里·汉迪住在孟菲斯，就是在高中对艾米死缠烂打的那个女孩，这事怎么就这么巧呢？”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难道要说这事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还有，吉尔平搅黄了我的事，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不能为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拨款哪’。混账，男人们总是这么对我，好像我会突然抓狂一样，我明明就在那儿，可他却跟兰德讲话，完全不理睬我，就像我非得靠丈夫把事情解释一遍才能听懂，真是个混账。”她说。
“这个城市穷得一塌糊涂，”我说，“我敢肯定他们确实拿不出钱来，玛丽贝思。”
“嗯，那我们掏得起这笔钱，我是认真的，尼克，希拉里这个女孩脑子有问题，我知道这些年来她还千方百计地想要联系艾米，这是艾米亲口告诉我的。”
“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开车到那里要花多少钱呢？五十块？那行呀。你会去吗？你说过你会去的，求你了行吗？除非我知道有人已经跟她谈过，要不然我就一直挂念着这件事。”
我知道她的话不假，因为她的女儿也整天悬着一颗心，被这份忧心折磨得够呛。艾米可以花一整个晚上疑心自己没有关炉灶，还为此烦恼得厉害，尽管当天我们家压根儿没有开伙。要不然的话，那大门又锁上了吗？确信真的锁上了吗？她在许多事项上都能列出最坏的情形，比如大门没锁就绝不是个独立事件，大门要是没锁，那就会有男人进到家里，他们会在屋里侍机强奸她、杀了她。
我感到自己的皮肤上泛起了一层薄汗——我妻子的担心终于开花结果了。她这些年来的担心总算见了成效，试想一下那份满足该有多么可怕。
“我当然会去，我还会顺路去一趟圣路易斯，瞧瞧另一个家伙德西，一切包在我身上。”我转过身向门外走去，刚刚走了二十英尺，突然冒出了斯塔克斯的身影，一张脸看上去还睡意未消。
“听说警察昨天搜查了商城。”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挠着下颌，另一只手上拿着一个还没有咬过的甜甜圈，工装裤身前的口袋里鼓出一块凸起，看上去像个百吉饼，我差点儿开了个玩笑：“你的口袋里是揣了一块烤饼，还是你……”
“是啊，什么也没有查到。”
“昨天去搜查，他们居然昨天白天去搜查，蠢货。”他说着望了望周围，仿佛担心他的话无意中进了警方的耳朵，斯塔克斯俯身朝我靠过来，“你得晚上去，那时候他们才会在商城出没，白天他们都在河边，要不然就举旗帜去了。”
“举旗帜？”
“你知道吧，坐在高速公路的出口旁边举着一些标语，上面写着‘失业了，请好心帮帮忙’或者‘需要点钱买啤酒’之类。”他说着瞥了瞥房间，“这就是举旗帜，伙计。”
“好吧。”
“晚上他们就在商城里。”他说。
“那我们今晚去，”我说，“我和你，再加上其他人。”
“加上乔·希尔山姆和迈克·希尔山姆。”斯塔克斯说，“他们两个人会乐意干这事。”希尔山姆兄弟比我大上三四岁，堪称本城惹是生非的坏蛋，两人生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作害怕，什么叫作疼痛。在夏天里，那两个小子迈着两条肌肉发达的短腿一溜烟四处乱窜，要么打打棒球，要么喝喝啤酒，要么从事各种古里古怪的大冒险，比如乘着滑板冲进排水沟，或者一丝不挂地爬上水塔。在百无聊赖的周六晚上，希尔山姆兄弟的双眼会喷出狂乱的火花，你一瞧那副架势就知道会出事，也许不是什么好事，但肯定会出点儿事。不消说，希尔山姆兄弟会乐意干这事。
“好，”我说，“那今晚我们就去。”
这时一次性手机在我的衣兜里响了起来，看来刚才没有把机子关好，它又响起了铃声。
“你要接电话吗？”斯塔克斯问道。“不接。”
“每个电话你都不该错过，你真的应该每个电话都接。”
今天已经没什么活儿可做了，既没有打算要搜寻的地方，也不需要更多传单，就连接电话的人手都已经满员。玛丽贝思开始把志愿者们打发回家，要不然的话他们只是站在附近吃东西，一个个闲得发慌，我疑心桌上的早餐有一半都被斯塔克斯塞进了自己的口袋。
“警探那边有什么消息吗？”兰德问。
“没消息。”玛丽贝思和我都回答道。
“这可能是个好兆头，对不对？”兰德的眼神满怀着期望，于是玛丽贝思和我都哄着他说：“那当然，没错。”
“你什么时候去孟菲斯？”她问我。“明天去，今晚我和朋友要再去搜一遍商城，我们觉得昨天的搜查不太妥当。”
“好极了，”玛丽贝思说，“我们就得这么干，要是警方没有把事情办妥当的话，那我们就自己亲手去办，因为我……总之至今为止，警方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好印象。”
兰德闻言把一只手搁在妻子的肩膀上，看来玛丽贝思已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兰德也并非第一次听到。
“今天晚上我想和你一起去，尼克，我也要去。”兰德说。他身穿一件浅灰蓝色高尔夫球衫、一条橄榄色休闲裤，一头黑发闪烁着隐隐的光泽，我想象着他拿出惯常的招数试图跟希尔山姆兄弟打成一片，兰德的嘴里会说出一句，“嘿，我也爱喝上几口啤酒，你支持的球队最近怎么样啦？”想着想着，那即将到来的尴尬一幕顿时变成了我头上笼罩的一片阴云。
“当然，兰德，当然没问题。”
我的眼前整整空出了十个小时。警方要还回我的车，我猜他们已经在车里忙活了一阵，又是翻东西又是查指印，因此我搭了趟便车，让一位年长的志愿者把我捎到了警察局，那是一位活力十足的慈祥老妇，单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似乎略有几分紧张。
“我不过是开车送邓恩先生到警局去一趟，不到半个小时就会回来。”她对一个朋友说道，“不超过半个小时。”
吉尔平没有把艾米的第二条提示当作案件的证物，那条小可爱已经让他激动万分，根本顾不上艾米的提示了。我猛地打开门，坐进自己的汽车，暑气向车外一涌而出，我又把妻子的第二条提示读了一遍：
想想我吧：我对你痴心一片
和你在一起，我的未来清晰可见
你带我来到这里，让我听见你的闲谈
你谈起儿时的冒险：那时你穿着寒酸的仔裤，戴着一顶鸭舌帽
让其他人全部靠边站，他们在你我心中通通不算数
让我们偷偷地吻上一吻……假装你我刚刚结为夫妻
她这条提示指的是密苏里州的汉尼拔，也就是马克·吐温少时的故乡，我少年时代曾经在那里打过暑期工，装扮成哈克贝利·费恩的模样在城里游荡，头戴一顶旧草帽，穿着几件装腔作势的破衣烂衫，脸上挂着一抹无赖的微笑，嘴里一声声敦促着人们去冰激凌店转一转。这种经历倒是能帮着我积攒人气并抬高声望，至少在纽约便是如此，因为这样的生涯在纽约算是独一无二，没有人听完后能张口说出“哦，是的，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至于艾米提到的“鸭舌帽”，则是只有我和她才明白的一个小笑话。当时我和艾米一起共进晚餐，我们喝光了一瓶酒，又新开了第二瓶，那时我第一次告诉艾米自己扮演过哈克贝利·费恩，她已经喝得东倒西歪，露出一副讨人喜欢的醉态，一张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容，脸颊泛上了潮红——喝醉的艾米就是这副模样。她俯身越过桌子向我靠过来，仿佛我的身上有股让她难以抗拒的魔力，不停地问我是否还留着那顶鸭舌帽，问我是否会戴上那顶鸭舌帽给她瞧一瞧，于是我问艾米她的脑子到底是在哪里短了路，怎么会觉得哈克贝利·费恩戴着一顶鸭舌帽，结果她咽了一口唾沫说：“喔，我的意思是一顶草帽！”看她当时那副样子，你会觉得草帽和鸭舌帽完全是一码事呢。从此以后，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看网球比赛，我们总会对球员头上那些动感十足的“草帽”送上好一番夸奖。
不过话说回来，艾米选了汉尼拔这个地方，却不能不说有点儿奇怪，因为我不记得我们在汉尼拔有过格外美好的时光，也不记得有过格外糟糕的时光，我们只是在汉尼拔一起共度过一段时光而已。我记得大约整整一年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