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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丈夫准备再一次收拾女儿的时候，贺凤英不得不告诉玉亭，卫红已经怀孕了！孙玉亭就象被一闷棍敲在头上，顿时傻了眼。天啊！谁能想到他孙玉亭的女儿做出如此丢脸的事呢？这叫他以后怎样再教育双水村的人民？
玉亭同志应该知道，自他和王彩娥的“麻糊”事件之后，他就早没资格在两性问题上教育别人了。
孙玉亭气倒在了他的烂席片炕上。他也知道，局面已经无可挽回。女儿怀着金强的娃娃，不让她和那小子结婚，谁再要她呢？
不管孙玉亭反对不反对，春节前，卫红和金强相跟着地去石圪节乡政府领了结婚证。鉴于金强家的状况，懂事的卫红不要金家举行任何仪式，准备直截了当从田家圪崂走到金家湾就行了。
在双水村一片惊讶的议论声中，孙卫红和金强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了一起。
孙玉亭尽管痛苦不堪，但女儿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在孩子离家之前，他在一堆过去的学习材料中翻出一个红皮笔记本——这是那年评法批儒时石圪节公社奖给他的。他将这笔记本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女儿，并且在上面很有才华地写了两句题词：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
第二十四章
一九八三年春天，社会大变革的浪潮异常迅猛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以深圳经济特区为标志，中国条件优越的东部地区的改革，已为全世界所瞩目。
落后的西部地区，就象过去参观大寨那样，由各级领导带领，纷纷组团结队，到温暖的南方去取经，也捎带着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
过去没啥名气的深圳成了中国新的耶路撒冷。
穿臃肿老式棉衣的西部人，参观游览一圈回来以后，有的羡慕惊讶那里的开放与发达；有的则摇头叹息，大发“国将不国”的哀叹，说东部地区完全成了“西方世界”……不管怎样，去那里转了一圈的西部各级领导，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有些干部率先改革了自己的服装，穿起做工粗糙的西服，戴起鸭舌帽、变色镜，披上了米黄色风雨衣。当然，他们各自也或多或少取回了一些“经”。他们最为震惊的是，象江苏省某些乡镇企业的经济产值竟然超过北方某些地区的产值。看来，仅仅在农业经济上做文章显然远远不够了。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东部地区的口号成为新的经典在西部传播开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八三年开春以后，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各地的乡镇企业就星罗棋布般发展起来。各种确有才能的人和一些冒险家纷纷申办起各种工厂和公司。挂着“总经理”、“董事长”等等头衔的名片满天飞，其中有些单位的全部人马就是“总经理”自己一个人——他们的“公司”就在腋下的皮包里装着。从总体而言，沉睡的西部打了一个哈欠，伸了一个懒腰，开始苏醒过来，似乎准备动一番干戈了。发展经济的热情急骤地高涨起来。
但是，在双水村这个普通的小山村里，作为先行者的孙少安，当全社会乡镇企业蓬勃兴起的时候，他的事业却象一只被巨浪打碎的小船抛在岸边，失去了继续前行的能力。
砖场倒闭至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光。孙少安的精神仍然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
这半年中，他又复原成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整天闷着头地里干活。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他都漠不关心。那些事和他有什么相干哩？他现在欠一屁股帐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熬煎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这时候，他也体验到类似孙少平的那种感觉：只有繁重的体力劳动，才使精神上的痛苦变为某种麻木，以至使思维局限在机械性活动中。他真没勇气去面对自己残破不堪的现实啊！砖场死气沉沉。日子死气沉沉。村里干过活的人，工钱还没给人家开完，而一万元贷款，利息已经滚了好几百元……
他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状态。一旦细细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
孙少安在山里常常把镢头扔在一边，颓然地四肢大展睡在土地上，面对高远的天空长吁短叹。他不尽地回味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双眼噙满了泪水。他诅咒命运的不公平，为什么总是对他这样冷酷无情！想一想，他已不再年轻——今年三十一岁，过了而立之年；可是，到头来，他不仅仍然两手空空，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
有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然象孩子一般在山里天真地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一镢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
得了吧，孙少安！你这样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一会活。你已经是这样可笑，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是多么不容易！你往日那股劲头哪里去了？你就甘心这样象死狗一般沉沦吗？
是啊，我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我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转危为安吗？当然，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巨大大可怕了；但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危难。再说，能逃避了吗？
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你又怎么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
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
孙少安心里明白，唯有他的砖场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
可是重开砖场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问私人去筹借吗？唯一有两个钱的“挑担”常有林，他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一千多块，用来安抚村中给他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帐债还未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三番五次上门逼债，但他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了……
痛苦的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见村里人的面。
有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支接一支抽自卷的旱烟棒；或者孤魂一般游荡到他那荒凉清冷的砖场，用手摸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直要等心焦的秀莲来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妻子回家去吃饭。
半年来，孙少安真正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亲爱的秀莲不仅象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安慰他。
她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柔的抚爱和体贴。甚至在他苦闷至极，无端地向她发火的时候，她也心甘情愿当他的出气筒。
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搂抱着她睡觉——这已不仅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没有秀莲，他说不定神经都要错乱了……又是一个深沉的夜晚。
秀莲已经入睡了，他仍然在黑暗中醒着。
他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热的脖项里抽出来，坐起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呆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自己想了些什么。
“你？睡吧……”
旁边传来妻子轻轻的说话声。
他扭过头，在微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她看来早就醒了。
“唉……”孙少安长叹了一口气，“睡不着嘛……”沉默。
妻子理解他，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秀莲也坐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他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他的手。
“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少安把妻子的手亲切地用力捏了捏。
“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有出路的！”
“你是说让我象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
“不。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
“谁还再敢给咱贷款呢！”
“你不会找找刘根民？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走到死路上！”
“就是根民想帮助我，他也拿不出钱，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哩……”
“那你不会到县上去？你去寻他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场点火，说不定会支持咱哩！”
“咱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办哩！现在咱把砖场弄垮了，人家怎再支持你？”
“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办！是那个河南师傅……该死的……”
“人家还管你这号事！”
“可是，你难道就不能跑到县上去试试吗？不行了拉倒！这总比坐着等死强！过去，你可从来没这么窝囊过……”
秀莲说得有些伤心，但没有流泪。她知道，这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悄悄偷着哭罢了。
妻子的话严重地刺激了少安。他并不生秀莲的气，反而猛地感到，妻子的话是多么正确。是呀，他孙少安为什么变得这么没出息？难道他真的就这样一筹莫展、灰心丧气地坐着等死吗？
他感到脊背上掠过一道寒冷的颤栗。心脏在胸膛里狂跳不已。
他“腾”地从炕上站起来，举起双拳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挥舞了几下。
“我造它妈！”他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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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他在骂谁。
孙少安重新坐到妻子身边。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满怀深情搂住妻子滚圆的肩背。他感激她，这不是说她替他想出了什么起死回生的妙方，而是她重新唤起了他生活的勇气。
对，他不能就此而甘愿沉沦！他还应该象往常那样，精神抖擞地跳上这辆生活的马车，坐在驾辕的位置上，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不知不觉中，窗户纸已经发白了。
屋外，那只老公鸡扯着嗓门唱起了嘹亮的晨曲。公路上传来汽车的隆隆声响。
“我今天就出去跑一趟。”
多少天来，少安第一次用平静而清爽的语调对妻子说话。
秀莲望着他笑了。她的笑容看起来是那样令人心酸。丈夫重新振作起精神，对她来说，那就是希望。只要亲爱的人不倒下，再大的苦难都没有什么。
是的，没什么，当年她从山西撵来和他一块生活的时候，不也是困难重重吗？只要人本身钢巴硬正，即使去讨吃要饭，那又有什么可怕！
秀莲赶紧点火做饭。
她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他收拾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象往常一样。人凭衣衫马凭鞍，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精神！
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挂在肩头（里面装着仅存的几盒“牡丹”牌香烟），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
他先来到石圪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他的情况根民一清二楚。“……唉，我只能给周县长写封信，你带着去找他，看县上能不能帮助你解决困难。少安，我和你一样急，只是乡上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里没权给你贷几千块钱呀！”根民很诚恳地对他说。
“我又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你千万不要为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这就满好了。”少安为一次又一次麻烦他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内疚。
孙少安带着根民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圪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原西县城。
他碰了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
少安垂头丧气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原西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象个傻瓜一般。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他想起了当年他和润叶在这里的交往；想起他和牲畜一起拉着沉重的架子车往中学送砖；想起那年“夸富”会上的游行；想起他气势非凡地在这里交谈生意，请人家吃山珍海味——现在，他一副破落相，如同鬼魂一般游荡在这街头，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他在恍惚中突然想起一个熟人。
他决定去找找以前在他们公社当过领导的徐治功。听说徐主任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乡镇企业管理局，正是他们这号人的“娘家”，何不去他那里碰碰运气吗？
孙少安几乎不抱什么指望。但人到急处，往往盲目瞎碰。他知道，徐主任在石圪节时，对他的看法很不好。那年为多留了一点猪饲料地，他还组织大批判过他。
出乎少安预料的是，徐主任——现在应该叫徐局长，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少安马上觉得，人家徐主任终究是大官，心胸开阔，不记前嫌，而他却用老百姓肚量估摸人家，实在是……不过，治功热情倒很热情，但这里不能给他解决任何问题。
“走，我引你到农业银行去！你的情况我知道哩！周县长都亲自到你的砖场参加点火仪式嘛！”
孙少安很受感动地跟着徐治功来到了县农行。在这一刻里，徐治功简直就是一位下凡的天使！
治功在县农行的营业室还没把话说完，负责贷款的营业员就打断了他，说：“这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再给一个不仅无偿还能力，而且还破了产的人贷款！”
徐治功又急忙叙说了周县长如何为孙少安砖场点火的情况——他几乎把这件事编成了故事。
营业员看来有所松动。不过，他说：“那你们得寻承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