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目相看。这些名词都是从她姐姐那里听来的，有姐姐就是好，眼界都开阔。
女生们还很狂热地崇拜于追逐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她其实并不漂亮，脸部甚至还有些缺陷，就是她的下巴略有些短，装束又很朴素，总是白衣蓝裙，一双横搭袢皮鞋，还有些土气地留着一对垂至腰际的长辫子。但是，她确是有一种风度，严肃，端庄，文静，姿态则很挺拔。这使她有些像女演员。女生们为了学习她，都留起了长辫子，走路也挺着腰，端直地，目不斜视地，一步一步迈着。女生们干什么都是一窝蜂，有一些是真喜欢，有一些则是盲目的，瞎凑热闹。妹头就不，她没有加入潮流。她并不喜欢这位辅导员老师，她觉得她有点官腔。她尤其不喜欢辅导员那口咬得很准的，朗朗的普通话，这加深了她的官腔。她宁可去喜欢学校里另一位男老师，美术课的李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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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老师是一个精神略有些委靡的男人，传说他曾经患有结核病，从大学退学，病愈以后就来到这所小学校来教图画课。他的脸黄而瘦削，头发却偏偏比较长，也不是那种时髦的，经过修饰的长发，而是没什么型的，不经意而留长了。额发本是想朝后梳，却没有梳平，于是便竖着。在春暖很久的天气里，他还穿着一件棉袄，蓝布罩衫的袖口很长地盖在手背上，中式的连肩的衣襟从他单薄的背膀上垂挂下去。看上去，他就像那种穿长衫的旧式的男人。可他一旦脱了棉袄，换上一件毛蓝洗白的中山装，忽然又年轻起来，你发现他几乎还是个少年人，而且很新派。上课时，他夹了教具走进课堂，将东西一放，就转身在黑板上作演示，同时简短地解释几句。他画得非常娴熟，自然还流露出不屑：画这点东西，还不是毛毛雨？这样，大约占去有三分之一的课时，还有三分之二时间，他就让同学们照他的示范画，自己则坐在黑板一侧的下方，静静地等待下课。他虽然是有些病态，但出于幽默的天性，他并不忧郁。他脸上带着懒散的温和的笑容，略带打趣地批评学生，学生要是画得实在糟糕，他就说：怕来！怕来是上海话形容难看的说法，好看则是趣来。来是语气词。他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不带任何乡音，比方苏州，宁波，或者本地的口音。苏州腔多少有些狎昵，尤其是男人来说，就有些轻佻；宁波音呢，难免有些卖弄风趣，便油滑了；本地话，指的是上海郊县的土语，倒是老实，可委实又太乡气重了。所以，这些口音多半是有些俚俗。上海话本又是杂合之音，总是要有侧重的，偏偏李老师说的一口没有习气的上海话。他又不是刻意地，一字一句去咬，而是轻松，随便，自然。有一些难发的音，他一吐口就是。比如仙鹤的鹤，上海话里是发的舌根鼻音，他就这么发音——鹤。他说话的声音不响，可也不是有意的轻柔，而是觉得不必要大声说的，还是带些懒散。妹头中意他的，就是这口上海话。还有，妹头喜欢有一些颓废气的男人。那种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男人，会让她觉得有官腔。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就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语言，所以是官腔的语言，而大队辅导员，则是个官腔的女人。总之，妹头不喜欢官腔，而颓废气，是与官腔最无干系的。所以，她就比较欣赏李老师。无意识地，她对图画课也比较别的课更有些兴趣。当然，也是一般的兴趣。她对美术并无特别的才能，只是能过得去而已。不过，有一次，李老师还是注意到了她。就像方才说的，李老师大半时间是让同学们自己画画，画完之后立即交上，当场批了分数，便可离开课堂，不必非等下课铃响。这一次，妹头送上她的作业时，李老师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朱秀芝。其实这是个很大路的名字，但碰巧引起了李老师的联想。他问道：六年级一班的朱秀荪是你哥哥吗？这更可能是哥哥的名字给了李老师印象，因为一个男孩子名字里有个秀字，总有点特别，使人想到这也许是个班辈，所以才进一步留意到朱秀芝的名字。末尾又都是草字头的，这是认真起名的父母常用的手法。这表明李老师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还是相当有兴致的。妹头回答是，李老师就说：你哥哥很巴结的。巴结也是上海话的说法，是努力不放松的意思。
虽然李老师表扬的不是她，可表扬了哥哥，妹头还是很高兴。妹头在家受宠，却并不因此而狂妄地以为，自己就是家中了不起的人物。不用谁来告诉她，她都知道，哥哥是比她重要的。他们这个家，在父亲母亲之后，要再有一个主持的人，那就是哥哥，而不是她。虽然哥哥是睡在内阳台，和奶奶，弟弟合一张床。内阳台就好像这个家庭以外的另一个家，那里有着和大房间不同的气氛和生活方式，是以常州乡下出来的祖母为代表的。甚至，空气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糟油的气味，来自床头柜子上的一个糟货钵头。这股气味带来了乡土的渊源的气息，这使得内阳台里有了一种家庭的历史感。哥哥睡在这里，也更多地在这里活动。他就在窗下那一架缝纫机上做作业和做他的手工。他是祖母带大的，就不怎么和父母亲，保持着一点距离，可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自明的。父母很少呵斥他，与他说话都和缓了口气，很郑重似的，好像是平等的关系。也或许是天性使然，他一向就是个有责任心，稳重的孩子。他不像妹头，把弄堂当家的。他很少到弄堂去，弄堂里的人说起他，也是用一种很尊敬的，慎重的口吻。妹头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玩得忘形，大喊大叫时，她会陡然地停住，喝道：轻一点，我们大弟在做功课呢！大弟是她哥哥的小名，她这么称呼他，并不带有丝毫的不敬。她是真正为他骄傲的。妹头很小就会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像男式衬衫的领子，肩背，袖口，她都会做。其时，奶奶的眼睛已花得穿不进针了，而哥哥也已不再是小孩子，不能总穿中式的乡气的衣裤，所以，渐渐的，哥哥的衣服全都由母亲自己，或者到裁缝铺请人裁好衣片，让妹头来缝制。这个，妹头也很骄傲。
哥哥比妹头大三岁，妹头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则考进一所全市重点的中学。这所学校就在这条街的横马路上，从妹头的弄堂，能隐隐听见学校的高音喇叭，一早是升旗的国歌声，接着是广播体操音乐，再晚些，则是眼保健操。乐声虚无飘渺地传来，就有了神圣庄严之感。这条弄堂里的孩子，极少有奢望进这所学校读书的，他们大多是上这所学校的马路对面的初级中学，还有别的街道上的一些杂牌，民办的中学。妹头的爸爸妈妈在弄堂里发了糖。晚上，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一定要供大弟上大学，妹头呢，初中毕业上个技校就行了，小弟反正还早，大弟上到大学，他才上初中，就算他考得取大学，到那时大弟也已经大学毕业，出道了。他们讨论到此，便想到大弟大学毕业可能会分去外地。隔壁公寓里，不是有个大学生，不服从国家分配去甘肃，结果成了右派吗？那不行，大弟不能去外地，宁可妹头去，还有小弟呢，小弟功课不好，说不定还要去新疆呢！当然，小弟也不能走，妹头要是读个护校什么的，分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好。讨论到这里，就有些讨论不下去，因为即便是妹头走了，也不能保证大弟就分在上海。但这总归是太遥远的事，所以也就无须再讨论了。妹头听了这样的安排，尽管是将自己作筹码让哥哥在上海，自己且又是父母宠惯的人，可也并没有大难过，觉得事情真要到那个地步，也只有这样了。这好像不仅是妹头，还是这条弄堂里所有女孩的心理，她们总是要让家中的男孩子的。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多少是有些旧式的。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面，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在某一面上，甚至是相当封闭。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它们就是依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以后，淮海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就和这封闭有关。
第三章
第三章
大弟和妹头一点不像，不是说长相，而是气质。大弟是有些土的，长年是家做的蓝布衣服，脚上的鞋是手纳的厚底，再上一层轮胎胶，圆口的鞋面，鞋帮铁硬的，好像要穿一百年的样子。衣领上又总是系着一条红领巾，臂膀上别着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的标志。他是那些学校里的好学生，倘若不是因为土，他大约就也要有妹头所不喜欢的官腔了。当然，对自己家人是会有另一种标准。大弟的头也常是剃得很糟糕。他倒是到街对面小马路上的理发店去剃，那是他们通常去的地方，师傅们也都认识。虽然是个很小的店，可却经营了很多年，师傅都是老师傅，说着扬州话。别人都知道挑人，因师傅中有个女师傅，是大跃进时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倒是上海人，可为了表示她是剃头的正传，她也操了一口扬州话，但这对她的手艺丝毫无补。像大弟这样不挑不拣的半大顾客，往往就落入她的刀下。她把大弟的头剃成一个标准的乡下人：后面刮得发青，头顶一径推上去，形成一个尖，额前，却留了一络长长的发，这一络头发落到眉际，就像小姑娘的刘海。想想看，这样的发型，脚上是那样的鞋，因为在长个子，袖口裤管总有些吊，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糟货的气味。你简直不相信这是淮海路上的人，可淮海路上，就有这样的人。这样半大不小的男孩子，目不旁视地走在摩登的男女中间，并没有一点自卑的表情。相反，他们很自如。像大弟这样的，手里还握了一本四角卷起，皱皱巴巴的旧书，去找他们的谈得来的好朋友。在这条马路的街面或者弄堂的房子里，住着不少这一类的严肃老成的孩子，后来大弟戴上了近视眼镜，白边的学生眼镜，这使他就像一个来上海学生意的外乡人。可是，就是这个外乡人，要是和真正的外乡人站在一起，他却变得一点也不像外乡人，而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条街的浮华像水一样从他身上流过，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见识，虽然谈不上广博，可也够他打底了。有了这个底，他大体可做到从容镇定。
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哥哥是个发展比较全面的人。他的速算参加了区里的比赛，还得到了名次，他又是市少年宫手旗队的队员，还有，他喜欢航模。六年级时，他做了一艘舰艇，涂上了油漆，漂亮极了。爸爸妈妈将它放到五斗橱上，作为摆设。这艘白色，围着红线条，插着彩旗的舰艇，与房间里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风格并不相称，可它带来了一种开放的气息，它使这个家庭有了新鲜的希望。妹头很珍爱这艘舰艇，她用一支废毛笔，沾了水，轻轻地扫着它上面的落灰，犄犄角角都扫干净。她的本心是不会对这类玩具有兴趣，妹头不是一个喜欢玩具的人，或者说，她喜欢的是另一种玩具，带有真实性和实用性的，比如缝纫机，绣花绷，绒线针，等等。但是，这舰艇却不同。这里蕴藏着妹头所不能理解和掌握的智慧和技能，又是出自家人的手，她对此怀着崇敬的心情。
可是，就在哥哥考进中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了。此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事情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平静。妹头和小弟依然上学下学，小学尚未停课。哥哥则和几个要好的同是逍遥派的同学来往着，今天你去我家，明天我去你家。有时，妈妈还留他的同学在家吃饭。这个社交很少的家庭，是很欢迎哥哥的同学的。原先的枯乏的生活倒有了些变化。再后来，小学也停课了，妹头和小弟也闲在了家里。这时，妹头已经成了一个称职的小主妇，里外都由她负责，她非常乐于承担她的责任。副食的供应日益紧张，她天不亮便起床去买鱼，给全家改善伙食，妈妈倒与她反过来了，现在是妹头栽好了衣片，妈妈坐在缝纫机前缝制。除去逼迫小弟洗碗，小弟不从而引起的争吵这一点，妹头完全能够掌握起家政了。停课停了一段，小学继续开课，妹头和小弟重新回到学校，大弟却在停课期间初中毕业，面临何去何从。已经有两届学生分配了，政策都是长子照顾留沪，或者两丁抽一，就是两个孩子一去一留。在讨论大弟的去向时，父母也越来越明朗地表示宁可妹头出去，也要留大弟的意见。这个话题过多地提起，妹头虽然还未临到分配，命运却已经决定了似的。妈妈将年底所余的棉花票买了一条七斤重的新棉胎，就会说：留给妹头走时带去。妹头依然没什么不悦，这条弄堂里的家庭，都是这么安排儿女的前途。况且，有时候，父母倒对妹头不过意了，就自我安慰说：妹头比大弟凶，出去不吃亏。这样，妹头就受了褒奖，然而，事情的结果恰恰是：大弟他们这一届毕业生，一片红，全部要去农村。
当妈妈在送大弟去黑龙江的火车站上，哭得几乎晕过去，还推着妹头扶她的手，很不讲理地说：大弟走了，你好在上海了！妹头一点都没当真生气，她泪眼婆娑地想到：幸亏，幸亏奶奶不在了，否则，看到大弟走，奶奶怎么受得了啊！大弟是不习惯和父母亲近的，当母亲这样裸露地表达恋子之情的时候，他很感难为情地缩在车窗后面，但眼泪却不听话地从白边眼镜后边落了下来。他们这些人家，生活的范围一直很狭隘，对外面的世界抱着成见，真是说不出有多憎恶，有多恐惧。大弟虽然是个少年，接触的社会也略多一些，但也是同样的惘然。在生离死别的哭声中，火车起动，开出了站台。
当时，学校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人称作拉三的女生。
他一直不知道，拉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好像忽然就流行开来，挂在了人们嘴头上。它专指那些风化有问题的女生，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一些长相与风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