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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是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要，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过的。它要比其余几幢房子都大，扩建的部位占去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它的后门不是与其他的后门并列开设，而是成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家门户也很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三儿二女，其中一儿一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长年用两个保姆，其中一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她的饮食要比她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罐新鲜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从后门口窥见过他家的厨房，果然有一具石磨，想就是用来磨豆汁的。
比较老先生的谨小慎微，他家儿女就显得有些张扬了。他们均长得高大俊朗，神采怡人，穿着十分入时，属街上最摩登的青年。尤其是老大，最为风流潇洒。仲夏时分，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下摆束在裤腰内，四周松松的蓬着，西式短裤紧紧包着臀部，伸着两条长腿。然后哈着腰骑一辆飞快的自行车，从弄堂里翩然而过。据说他在这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攻读土木专业，是学校交响乐队的大号手。他一看就是会玩乐的样子。有时听他站在阳台上吹口哨，吹得十分婉转动听，音色嘹亮，曲目也很丰富。还听说师母管教儿女甚严，这样年长且出息的儿子，因交了不适宜的女友，便将他关在洗手间里责打，直到他低头服输，乖乖地与那女友断了交。印象中，他家的社交是由这位长子负责，有些夜晚，门厅里的灯亮了，将我家院子照了一块雪白，然后就听见送客的声音。那长子的声调异常突出，音色又好，小钢枪似的男高音。随着殷殷的送客声，门前的灯也亮了，照耀了大半条弄堂。他们的脚步，清脆地敲击着弄堂里的方砖地，恰，恰，恰的，惊动了弄堂里那些习惯早睡早起的人们。
这名青年显然是骄傲的，谁让他处处占人上风？长得好，运气好，又聪敏，气焰总是很高的样子。其实，这正是他的天真之处，不晓得收敛，容易头脑发热，爱逞强，还爱管闲事。有一晚，也是送客，客走了，他返身进门时，忽见我家墙头上（足卷）着一个人影。就在他驻步抬头时，人影刷地溜下墙来，撒腿就跑。其时，我们在房间，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拔地而起一声高腔：捉贼！推门而出，只见墙头横搭一块布料，是我家保姆白天浸了水后晾在院子里，忘记收回屋里的，才知道是遭窃贼了。这是我们弄堂历史上第一次遭窃。因我们弄口设有一个派出所，而在此前不久，派出所迁走了。整条弄堂都惊动了起来，纷纷推窗张望。那贼和捉贼的看不见了人影，一前一后追上了前边的马路。人们都说是捉不到的，做贼的到了这一步，只有华山一条道，还不是不要命地跑。可这一回，他却遇上个不要命地捉贼的了。他竟然追上了小偷，将他扭送搬迁到另一条弄堂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气喘吁吁地叙述擒贼的经过，几乎接不上气来，却依旧神采飞扬。他的新婚的美丽的妻子按捺不住替他拍着胸脯，好让他气喘平些。当着众人面又不好意思，拍了几下便红了脸收回手来，可过一时又忍不住替他抚几下。
他的妻子有着惊人的美丽，是那种欧式的，富于造型感的脸部轮廓，眉眼间且是东方化的清秀。后来频繁露面于报纸和电影银幕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就有些像她。他们的婚礼十分盛大，婚宴后走下汽车，走进家门，前后簇拥着男女宾客，浩浩荡荡。而新娘显然懂得以抑代扬的道理，因是这一日的主角，众星捧月的阵势，反装束得比平时含蓄，是朴素雅致的格调。她穿一身浅灰色西装，剪裁十分可体，裙子齐膝，白绸衬衣束在裙腰里，上装是技在肩上，头发是长波浪，直垂腰际。她的眼睛就像星星那样亮，笑靥隐现着。她的美丽还在于如此地超凡出众，可她却一点不傲慢也不尖刻，而是很和气，就是常言所说的面善。这一对真是天仙配，隔年就生下了一个白胖女儿，完全是一个洋娃娃，而且聪敏伶俐。星期日这一家出门，可是好看极了，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他们的美丽和风光，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老子不是说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在我们弄内，我家院子的另一边，也是一个大家庭，居住着一整幢三层楼房。这是沪上一位著名绸布行业主的正房家庭，他家的历史应是可在文史资料上查得到。老太太是上海浦东本地人，想是伴随老先生起家，虽然如此家大业大，却依然保持着勤俭的本分。有时见她在后弄里收拾些碎布，做扎拖把用。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资，老太太已经故世，在还回家的一张旧沙发中，竟发现藏着有金银首饰，藏得如此完好，连翻地三尺的红卫兵都不曾发现，结果完壁归赵。这原是老太太积攒的私房。他家经常有些本地乡下的亲戚来小住，小孩子就到弄堂里来玩，被调皮孩子嘲笑他们的本地口音，却也不急不恼。老先生平日与二房太太共同生活，老太太一个人带着一男二女居住在此。长子已娶妻生女，阿大阿二与我年龄相近，是我的好玩伴。这家的生活显得比那一家平常得多，门户也不顶森严，邻里间来往略频繁一些。这家的媳妇，也就是阿大阿二们的母亲，也很美丽，是另一种风格，比较古典，五官特别精致和谐，亦很现代。因是几个女儿的母亲，又有着那样古旧的婆婆，她的装束比较素朴，印象中从未化过妆，可那一股摩登气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虽然她家阿大比我还大一二岁，可她却很年轻，似乎与那家的新娘差不多年纪。我们这幢房子里，三楼住的是一户昔日买办的管家，是这条弄堂的老住户，各家的底细都知道一些。甚至连我都不知道的，我父亲五七年戴右派帽子这事，他家都知道。他家的外孙女也是我的玩伴，是个任性又嘴快的小姑娘，就是她，告诉我，阿大的母亲原是某著名舞厅的舞女，阿大的父亲则是个有钱的舞客，在她十九岁时娶了她，但夫家却极不满意这桩婚事，不允她进门，直到生下第二个女儿，才接纳了她。不知此话虚实如何，我却很喜欢阿大的母亲。那家的新娘不管怎么说终有些高山仰止，而她却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说话风趣，看我们在一起玩得不怎么高明时，会调侃我们几句。虽然我们只是小孩子，她却也很给我们面子。有一次，我们找阿大玩，阿大，这位新入学的一年级生正在埋头做作业。我姐姐仗着她二年级的学历，大胆地替她抄写生字。阿大很紧张，很没经验地不时觑着房门外、在走廊上忙着的母亲的身影。这事情干得是有些浑，相信她母亲一目了然，但她竟没做声，放我们过了关。
那时我还没上学，白天一个人在家，十分寂寞。小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可玩出稀奇古怪的游戏。我大约是想象自己流了鼻血，将一个小纸团塞在鼻孔，不想吸了进去，心中十分害怕，跑到后弄正在洗衣淘米的保姆跟前求援。保姆也手足无措，不知拿我怎么办好。这时候，阿大的母亲听见动静走出来，一见这情形，返身进去取了个镊子，将我横倒在膝上，强按住脑袋，没等我哭出声来，一下子就从鼻孔里钻出了那个倒霉的纸团。
他们家虽然是大家，但并不招摇，也不神秘，他家保姆也说不了什么闲话，供邻里们猎奇。只有两点显露出不同寻常的居家生活。一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始，他家后晒台上，竖起了一杆天线，这表明他家有了一架电视机。在那年头，这是有些招眼的，所以阿大阿二们对这个话题，嘴封得很紧。有一回，阿二突然说起了昨晚的一个少儿电视节目，阿大立即用白眼制止了她。那时候，连小孩子都是识相的，一看这情形，便也不加追问，就此罢了。还有一点则是他家院墙上的一周碎玻璃片。前面已经说过，我家遭窃是我们弄堂里的头一遭，所以这周碎玻璃片显然不是防贼。那是防谁呢？是防隔壁弄堂的孩子。隔壁弄堂是条人口拥挤的弄堂，本是不相干的，可在大炼钢铁那一年，将我们弄堂与他们弄堂之间的隔墙拆去，抽出里边的钢筋炼钢去了，自此，两条弄堂便打通了。他们弄堂的孩子，总是到我们的宽阔的前弄里来踢球。球呢，又总是要越过院墙，落进院子。然后他们便十分自然地、身手矫健地翻过墙头去拾球。为此，经常会发生争端。而有了这一周碎玻璃，他们便不能自由进出院子。这是一个无声而有效的拒绝，对这些野蛮小鬼的尊严是一个挫伤。野蛮小鬼，是我们弄堂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星期天里，这家的儿子，就是阿大阿二的父亲，便爬上墙头，栽花似地补栽着碎玻璃片。他的态度很专注，也很悠闲，还带着些玩赏的意思，将这碎玻璃片栽得错落有致，在太阳下光芒四射。这时候，谁对后来的灾难都是没有预感的。
也像是方才说的，这城市的革命是从剪裤腿、脱皮鞋开始的，我们弄堂里首当其冲第一人，便是那家读土木专业的大儿子。这一日下午，他赤着脚，拎着皮鞋走过弄堂，走进家门。他赤脚走回来的样子倒也还可以，并不十分的狼狈，走进门后，还回头对尾随身后起哄的野蛮小鬼呵斥了几句。那帮小鬼见他气焰不减，就吃不准是怎么回事，竟有些吃瘪地退了回去。可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头，大事情接踵而来。
我永远难忘在那绸布行业主家中，进驻了整整一星期红卫兵，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变。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自从他家进驻了这伙红卫兵，整条弄堂就都笼罩着沉闷的空气，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们即便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那些喜欢聚集在后弄里说长道短的奶妈保姆们，现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想象他们全家老小这时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传说在邻里间流传，说是他家老先生从二房太太处带到这里，七天七夜不被允许睡觉，轮番审问。我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心里以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过去了，这一家也要熬不过去了。可是，却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亲竟还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变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这幢房子。而底层则没收去，重又分配进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显然来自遥远的城市边缘，江北人聚集在棚户区。他们说苏北话，多子女，因申请不到煤气在后弄里生着煤球炉子，烟熏火燎的。他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安静的弄堂顿时变得嘈杂了，开始接近隔壁弄堂的气氛。而前边的院子里则堆满了杂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颗夹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开花落，青枇杷落了满地。而围墙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一次抄家的时候，邻弄的孩子闻讯赶来，欢呼着爬上墙头，扫得个一干二净。玻璃碴子飞溅起来，反射着五彩阳光。这一刹那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说不准什么时候，红卫兵就来了。红卫兵来了，邻弄的野蛮小鬼也来了。不是说过，弄口是一个小学吗？小学虽没有明确指令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课是上不下去了。小学生们正感无聊，这时也蜂拥而来，汇集此处。一时上，简直像庙会一样。里面在抄家，外面墙头坐一圈人，墙下也是人，又不知是谁领的头，还呼起了口号。和任何革命的时期一样，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进行着一些狗肚鸡肠的小过节。前来助威呐喊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女生特别活跃。她显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虽然还不是红卫兵，却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旧军装。她革命最积极，并且又会爬墙又会上树，是墙头上唯一的女生。我们都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