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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战后
含辛茹苦再来收拾，再来建设，再来创造。
——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时刻想念着第二故乡北京的冰心，终于在1946年的7月返回了北京。
这时候，冰心的老父谢葆璋先生，已经去世了六年。
回到北京之后的谢冰心，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奔回她的母校燕京大学去。这是她青年时代读过书，和留学之后教过书的地方，也是她结婚以后，与吴文藻共同经营的小家庭的所在地。
燕京大学的校园，与战争爆发前一样，仍旧是郁郁葱葱，幽雅清静。湖水依然清清地漾着，树木青草依然绿绿地长着。大礼堂、图书馆和教学楼的建筑群，在一片湖光树影的衬托之下，也仍然象战前一样，翠瓦飞檐，富丽堂皇。
只是冰心和吴文藻战前在燕南园所住的房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廊子前种植的红月季和白玫瑰，通通被人连根拔去，一株也不见了；小院里搭起来的一架紫藤萝，连花带藤带架子，也不翼而飞。但是，最令冰心伤心的，是楼上吴文藻教授的书房里，四壁皆空，吴文藻的几十盒笔记教材，都荡然无存了！原来，这里曾经是日本宪兵的住所，吴文藻的书房，就是日本宪兵拷问教授们的地方，吴文藻的笔记、教材，连同装存它们的书匣子，早就被日本宪兵运走了，不知去向。她又赶紧离开燕南园，跑到了另外一个珍藏她的爱物的地方。那是另外的一座大楼，这座大楼的顶阁，就是她们全家离开北京前，存放书箱的地方。冰心视为珍宝的东西，上面提到过的她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日记，她和吴文藻之间的通信，她的母亲、朋友和许多“小读者”写给她的信件，吴文藻从做学生时候起就坚持写作的日记，她父亲年轻时在海上写给她母亲的信和诗，以及许多中外作家和学者送给她的亲笔签名的书籍，还有各种各样的照相册，善本书，画集，字画，笺谱，艺术品等等，共十五只大木箱，冰心都把它们存在这间顶阁里，结果也同燕南园的书房一样，也都变得四壁皆空了！冰心和吴文藻视若珍宝的一切，都已不翼而飞，荡然无存了！
冰心兴冲冲地从大后方飞回北京，没想到外表上没有任何变化的燕园，内里却遭到了这样重大的劫掠。她面对着眼前见到的一切，心里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眼泪就慢慢地落了下来。学校的工友见到她这样，就悄悄地走到她跟前，轻声地告诉了她事情的经过：“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日本兵就包围了燕京大学，学生们都撵出去了，我们都被锁了起来。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一直到去年8月，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您的东西……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再也找不转来了。”①
对于一个酷爱读书的作家和学者说来，大概没有什么损失，能比丢失了最心爱的书籍和资料更重大了！聪明才智堪与李清照媲美的冰心，这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位才思敏捷的宋代女词人：“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和她的丈夫赵明诚，仓皇避难，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都丢散失了。李易安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怎样喜爱字画，又买不起字画！以后生活转好，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以及金石艺术品，为着这些宝物，他们盖起书楼来保存，来布置；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最后是金人的侵略，丈夫的死亡，金石的散失，老境的贫困……充分描写了战争中文化人的末路！”“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喜好收集的丈夫！我和李易安不同的，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只有愁叹怨恨，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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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②冰心：《丢不掉的珍宝》
1946年的冬天，吴文藻博士做为战后赴日的中国代表团的职员，到日本进行社会考察。为了陪同丈夫东渡日本，冰心把孩子们分别寄养在舅舅家里，于这一年的秋天，和吴文藻一起来到南京，进行出国远行的准备工作。离开中国之前不久，在这一年的10月，冰心写了一篇别有情趣的散文《无家乐》，讲的是她远行之前，把小家庭暂时解散，三个孩子寄养舅家，她与丈夫准备远行，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心情。
冰心自从结婚以后，直到这时，已经做了她的小家庭的十七年主妇，尤其是抗战八年，这位作家兼家庭主妇的担子更重，她自己就用爬行的蜗牛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在下雨或雨后的天，常常看见蜗牛拖着那粘软的身体，在那凝涩潮湿的土墙上爬，我对它总有一种同情，一番怜悯，这正是一个主妇的象征！”“蜗牛的身体，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绵软又怯弱。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的钻到里面去，去求安去取暖。这厚厚的壳，便是由父母子女，油瓶盐罐所组织成的那个沉重而复杂的家！结果呢，它求安取暖的时间很短，而背拖着这厚壳，咬牙蠕动的时候居多！”而现在，当她把孩子寄养在弟弟们的家里，只剩下了她与丈夫两个人的时候，她便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无家一身轻的感觉。因为这时候，她不必再为菜单、算账、洒扫之类的事情来动脑筋了。所以这位幽默的女作家，便说自己的眼睛更亮了，耳朵更灵了，过去听不见的声音，现在听见了，过去看不出的颜色，现在看出了，过去想不起来的人物和事件，现在又都想起来了。尤其是，摆脱了重担之后的轻松，使她没事也想找点事情来做了。
可是，当她尝到了这种一身轻的快感之后，却又忽然地感到了空虚和怅惘，就象是在童年时候，盼望着过春节，而一过了正月十五，却又感到寂寞一样。也象那只爬行的蜗牛，虽然尝到了解脱责任的自由，却又常常想念背上的厚壳。她就在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情之中，跟随着丈夫吴文藻，在南京、上海做着出国东渡的准备，又忙里偷闲，在远行之前到杭州西子湖畔休息了三天。她在秀丽的西子湖畔，散步，看湖，并流连于苏堤之上，一方面饱览着美丽的风光，一方面也在思索着八年抗战带给人们的惨痛的教训。她发现“八年的痛苦流离，深忧痛恨”，“自己仍保存着相当的淳朴，浅易和天真”。①她坚信她自己在青年时代就形成的爱的哲学：“世界上最大的威力，不是旋风般的飞机，巨雷般的大炮，鲨鱼般的战舰，以及一切摧残毁灭的战器——因为战器是不断的有突飞猛进的新发明。拥有最大威力的，还是飞机大炮后面，沉着的驾驶射击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理智的人类”。
“机器是无知的，人类是有爱的”。“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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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②冰心：《给日本的女性》
她就抱着这样的思想，带着自己最小的女儿，与丈夫吴文藻一起，于这一年的11月到了日本的东京。抵达东京之后，11月29日，她就写了一篇阐述她的上述观点的散文《给日本的女性》，向异国的妇女讲授她的关于母爱的看法：“母亲的爱是慈爱的，是温柔的，是容忍的，是宽大的；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最强烈的，最抵御的，最富有正义感的！”“她看见了满天的火焰，满地的瓦砾，满山满谷的枯骨残骸，满城满乡的啼儿哭女，……她的慈爱的眼睛，会变成锐明的闪电，她的温柔的声音，会变成清朗的天风，她的正义感，会飞翔到最高的青空，来叫出她严厉的绝叫！”
冰心把未来的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各国妇女充满了正义感的母性之中，她希望各国的母亲，都来“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都来“阻止一切以神圣科学发明作为战争工具的制造”，都来“阻止一切使人类互相残杀毁灭的错误歪曲的宣传”。她希望全世界的母亲都要学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知道：战争是不道德的，仇恨是无终止的，暴力和侵略终究是要失败的。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和平的，人类是自由的，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只有爱，只有互助，才能达到永久的安乐与和平。”
冰心虽然是做为吴文藻博士的家属同去日本的，但是，由于她本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影响，抵达日本之后，就立即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一位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仓石武四郎先生。他在很久以前，为了向日本学生介绍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在翻阅、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了冰心的小说《寂寞》，和散文《寄小读者》，他认为这是必须介绍给日本读者的文献，因此就着手翻译了出来。当他在1946年的冬天，得知冰心本人已经来到了东京的消息之后，便立刻去拜访了冰心。他对这位虽然早已拜读过作品，但却第一次会面的中国女作家的印象是：“文如其人”，“她的为人竟和她的作品一样”，“在她热情温纯的心底蕴含着清澈的智慧，当对方的要求还没有完全讲出时，她就已经尽量想方设法满足你了”。①在这次会面时，仓石武四郎便向冰心提出：请她为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讲课。第二年的春天，冰心、吴文藻夫妇带着小女儿，一块儿到京都游览，仓石武四郎又邀请冰心，在东方文化研究所为京都大学的学生作了一次讲演。在此之前不久的1月6日，她还应庆应大学的《学生新闻》之约，写了一封《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面对着这样一个战败国里的青年学生，冰心好象一位既有远见，又有菩萨心肠的和平使者，她向日本青年提供了几条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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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仓石武四郎：《〈如何鉴赏中国文学〉前言》
她对这个战败国的青年们说：“要承认世界上一切人类，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立场上，只有合作，只有互助，才能建立起世界的和平。”她希望日本青年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理想，她更希望在东半球上望衡对宇的唇齿之邦——中日两国的青年，更应该建立起开诚布公，恳谈互商的机会。除此之外，她还体贴在战争中死去了无数男性公民的日本国情，针对着日本当时女多男少的情况，把希望寄托于日本妇女，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她希望过去一向男尊女卑的日本社会，能够承认两性的平等，女人应和男子一样，享受同样的教育，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地位。特别是在当时的日本，女多于男，如果妇女仍旧受不到教育而停留在无知的状况，如果不尊重妇女的人格和她们的言论与思想，那么，日本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些见解，这些建议，对于一个战败国的青年来说，都是极为诚恳，充满了善意的。
冰心在东京住了半年之后，1947年的6月返回祖国，先南京，后北京，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会议，并看望了两个大一点儿的孩子。在北大燕南园自己的家中小住的时候，母校热烈地欢迎自己的高材生和名教授。住在燕南园的教授的孩子们，听说《寄小读者》的作者回到了燕南园，便成群结队而来，想要看看这位了解他们、与他们有着共同语言的女作家的丰采。
冰心是6月16日抵达燕南园的，当天晚上，燕南园就有人请她吃饭，为她接风。席间，这些教授们谈起了南方的学潮。冰心告诉大家，前几天在南京，曾经参加了有巴金、靳以等十几位作家参加的茶会，大家谈起学潮，觉得南京政府对待学生的态度，还不如对待汉奸。——汉奸在监狱里，病了，把他们挪出来，送进医院；可是学生受伤了，却把他们从医院里抓进监牢。南京的军警，用极其粗野的手段对付游行请愿的学生，对女学生尤多侮辱，使得许多旁观的外国记者看了都为之愤愤不平。在上海，特务们大清早就闯进女生宿舍抓人，把只穿着小衣服的女学生从被窝里抓出来。冰心的叙述，使这些教授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除去南方的学潮之外，他们也谈到了政治，谈到了当时的“国民参政会”。冰心本人是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但是，当她向这些教授朋友们说到参政会的时候，却表示：它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而尤以她刚刚参加过的1947年的这届最糟。这时候，抗日战争虽然刚刚结束不久，而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地铺开。冰心坐在参政员席上，只觉得无从讲话，便只好闷坐在那里，写下了不少打油诗。除了冰心之外的其他女参政员们，倒都有些热心过度，只要有人提到“和平”二字，她们就一个接一个地相继站立起来，每人述说一段所谓的事实，然后就大声疾呼，主张对共产党下讨伐令。冰心还向她的教授朋友们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实：有一个女参政员竟然走到冰心旁边，双手扶着桌子，咄咄逼人地问不发言的冰心：你赞成和平吗？冰心回答说：你这叫什么话，岂有中国人不赞成和平的道理！那位女参政员就说：要和平就得双方进行，光是我们这边要求停战，也和平不了……。冰心赶紧打住她，对她说：请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这个样子站在这里不好看。由此可见，当时的冰心，虽然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她对国民党的政治，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的晚上，6月17日，燕京大学的教职员会，又在燕园中最美丽的临湖轩里举行了座谈讨论会，专门邀请冰心作旅日生活的讲演，并主持讨论有关日本的问题。
谦虚的冰心，首先向同事们表示：自己是以中国代表团职员“眷属”的身份，跟随丈夫到日本去的，所以谈不上讲日本问题，只说说在日本的见闻。
冰心看到，战败国的日本人民生活很苦。国内物资极为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资全由国家集中控制，而向美国、菲律宾、朝鲜、中国出口。除此之外，虽然美国的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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