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事件的骨干分子是少数好闹事的、自私自利的、沽名钓誉的人物，胡说正是这少数几个人强迫大批懦弱的学生拥护他们，才发生了“五四”事件。安福系无耻地强奸民意，假冒一千个学生的名义宣布说，多数学生都反对五四运动，并且反对蔡元培回校。
当天深夜，参加这个宴会的两个学生，就把安福系的阴谋告诉了他们的同学——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第二天，当安福系的阴谋者正在北京大学的法政大楼开密会时，一百多名支持“五四”运动的学生冲进了会场，把被安福系收买了的五名学生抓了起来，审问了他们，取得了他们承认与安福系勾结的书面口供，然后把他们锁在了北大理科的房子里。后来，这五个学生和他们的同谋，在安福系的策动之下，投诉警察局，直到晚上，才被警察从被锁的房子里解救出来。第二天，那些反对安福系的阴谋活动，冲击了他们密会会场的学生首领，反被警察所逮捕。之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法庭，就判决他们犯了执行非法审判罪。
关于这件事，北京《晨报》（刘放园先生所在的报纸）1919年7月29月第二版上，曾经刊登过这样的一条新闻，标题是：
《北大学生竟被捕矣，已有三名被逮，此外尚有八人》：前因安福系欲破坏大学，利用许有益、俞忠奎等在法科大学秘密开会，商议实行破坏之手段。事为该校干事会所闻，群起质问，许等佯为悔过，自具悔过书而退。翌日复受人鼓动，遂恼羞成怒，通电各处并诉诸警厅，皆以被打伤为词，此前数日事也。乃昨早忽有北京大学生鲁士毅、王文彬、朱耀西等三人被法庭拘捕之事，此外尚有孟寿椿等八人亦在票拘之列。
5月4日的怒潮刚刚平息，北洋军阀政府就又导演出了这样的丑剧，广大学生和知识界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一位著名律师刘崇佑挺身而出，自愿在法庭审判时当场出庭，为爱国学生作正义的辩护。
这场由段祺瑞政府一手导演的，让几名被军阀收买了的走狗充当原告的丑剧，前后只上演了八个小时。
冰心在她所写的这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里，记述的就是她在二十一日到审判厅听审的情况，以及她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她一方面如实地记述了这场法庭斗争的始末，另一方面也是用事实向社会呼吁，要求公众主持正义和公道。
残酷而冷峻的现实，刺痛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的心。她在法庭里旁听的时候，“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使她的身心“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直到返回温暖的家中之后，她还不能摆脱这场法庭斗争给她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和强烈的震动，一个人坐在廊子上，怔怔地回想。家里雇用的张妈，看到她这样，就问她是怎么回事，她告诉了张妈，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乡下妇女，竟然说出了如此明智的话语：“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冰心直觉得这位劳动妇女的智慧和品德，实在比那些制造事端的反动政客要高明得多。但是公道和人心，有时却要受到强权的压制。冰心想到这里，觉得郁闷而又悲愤。直到她写下了这一切，才算是吐露出了郁积的感想和不满。
除去写作之外，冰心还参加了女学界联合会的演剧筹款活动。
有一次，女学界的各个女子大学的演剧队，到青年会里来排演，协和女大上台演出的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年轻的冰心也兴致勃勃地扮演了一个角色，走上了舞台。
这时候，台下的观众席里，坐着一位姑娘——冰心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时的同学、同乡，现在已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学系的大学生，也是女学界的活跃分子的王世瑛，她认出了台上那位小个子的女演员，就是她的老同学谢婉莹。当幕间休息的时候，冰心“独自走到楼上去，坐在黑暗里，凭栏下视，忽然听见后面有轻轻的脚步，一只温暖的手，按着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一个温柔的笑脸，”①——于是，这对中间有八九年没有通过音讯的老同学，这一次，在五四运动的高潮里，在北京，在女学界联合会的活动里，意外地重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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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我的良友——悼王世瑛女士》
五四运动的浪潮，文化革新运动的浪潮，终于把冰心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学校的门槛，使冰心接触了社会，使这个思想纯洁的女青年，渐渐地看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处处都存在着令人窒息的社会问题。她有一颗正直的心，她不能不把她所看到的，听到的，和她本人的所思，所想，所感，用笔记录下来。于是，这位过去一心想作医生的年轻姑娘，就被时代的浪潮推上了写作的道路。
可以说，“五四”改变了冰心的志向，改变了冰心以后的职业，也改变了冰心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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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问题小说
我只想把我所看到听到的种种问题，
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五四运动，这个奔腾澎湃的运动，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思潮。正如冰心在三十几年之后回忆的那样：“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象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给。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象《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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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回忆“五四”》，写于1958年4月18日。
正是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思想，把一代敏感的、正直的青年知识分子，卷出了家门和校门，使他们走进了社会。
而当他们走进了社会活动的旋涡，他们就必然会用年轻的头脑，来观察、审视社会的痼疾和问题，并开始思考着、探索着改变社会现状的途径和方法。
十九岁的女大学生冰心，这时已经长成为一个温柔、沉静的大姑娘，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一张丰满的鹅蛋脸，一双细长的、明亮的丹凤眼里，射出聪慧的、探究的光芒。在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群里，她的模样儿也许并不格外出众，她格外出众的地方是：生就一颗极为善良、易感的，而又极其正直的心。当她也象她的许许多多的同时代人那样，走出家门和校门，开始观察着社会，观察着人生，并开始思索着、找寻着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时候，她同时也就拿起了自己的笔，奉献出了她的独具特色的“问题小说”，来提醒人们的注意了。
有多少问题摆在这位女大学生的面前，困惑着她的心，又引动着她的思索，诱发着她的感慨啊：
外国列强的侵略；军阀混战；贫富悬殊；封建制度、封建家庭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妇女问题；家庭问题；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等等，等等。真是内忧外患，无所不包。
她的瘦小的身体里，她的软弱的女性的心灵里，承受得了吗？
作为一个女性青年知识分子，一开始，很自然的，她对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就首先表现出了格外的敏感与关注。
有着几千年漫长封建历史的中国家庭，表面模式都很相近，但是内容却千差万别，有的家庭很幸福，而有的家庭很不幸，不幸的家庭又有形形色色造成不幸的原因，正如一位俄国文豪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所写的那样：“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冰心自幼生长在幸福的家庭里，她十分珍爱自己的家庭。那种思想开明的父亲，加上有教养的母亲，再加上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结构而成的和谐的小家庭，正是冰心家庭的写照，也是冰心的心目中理想家庭的模式。但是，世界上的家庭并非都是如此理想的。她也耳闻目睹了许多不幸家庭的惨剧。这样的家庭，使她感到痛心，尤其是当这类悲剧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又影响了他（或她）的事业和前途的时候，更使冰心痛心。有的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以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报效社会和祖国，除了社会痼疾所制造的障碍之外，家庭不睦倒往往是更为直接的原因。这种现象使冰心很难过，所以她的第一篇“问题小说”，写的就是两个家庭的对照。
在这篇小说里，冰心描绘了两对青年夫妇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着重刻画了两位作风不同的家庭主妇，带给丈夫和孩子的迥然不同的影响。冰心理想中的家庭主妇是象亚伞茄呐郧嗄曛斗肿樱诨榍耙邮芡昝赖慕逃诨楹笤蚴悄芴逄煞颉⒒峤逃⒆拥南推蘖寄浮１募幌不赌侵纸裤迹炼瑁焕砑椅瘢挥惺芄逃呐恕Ｒ此坌殊欤献判樱创虬绲弥槲Т淙疲鋈ゴ蚺疲峁梅蚱搛傣梗棉拙荩⒆右踩狈ττ械慕逃詈缶拱咽芄己媒逃恼煞虮粕狭怂缆贰６７镀拮友巧‘的丈夫“三哥”，虽然也对时事有些灰心，但是因为夫妻和谐，家庭美满，居然还能保持住“大英雄当以赤手挽时势”的劲头。
冰心这种对于家庭、女性和婚姻的见解，有她以后所写的小说、散文甚至于诗歌里，还得到了继续的表现；她的这种见解，与当时的以至于以后的其他女作家的见解相比较，可以说，还是相当平稳的。
新型的夫妻关系究竟应该怎样构成？妇女究竟应该解放到什么程度？——这类问题，直至今日，仍然是人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也许是，只要世界上存在着男人和女人，这类问题，就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关注。
冰心在《两个家庭》这篇小说中作出的回答，对于今天的所有女性说来，也许已经使其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满足了；然而，她在“五四”时期提出的答案，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以后，也许还会引起人们议论的兴致。这篇题为《两个家庭》的问题小说，连载于1919年9月18日至22日的《晨报》上。这位名叫谢婉莹的女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十分好听而且好认、好记的笔名——冰心。
关于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字作笔名，十三年后，她写了如下一段话作解释：“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①而当小说正式发表的时候，在“冰心”后面，又加上了“女士”二字，从此之后，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就正式登上了文坛。这一年，她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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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冰心全集·自序》
家庭问题一直是年轻的女作家冰心关注的问题。但是，家庭悲剧并不只是限于夫妻之间，它有时也发生在父与子这两代人中间，而当家庭矛盾是以两代人的冲突表现出来的时候，
家庭问题就与青年问题交织在一起了。冰心有个非常开明而且非常爱她的父亲，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借用一个当代的名词，决不存在着“代沟”。但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生活在这样家庭里的幸运儿，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青年爱国学生，都会受到封建家庭的限制和压迫。
冰心十分同情和理解家庭处境不佳的同时代人，她想代替这些人说几句心里话，所以，她在写完了《两个家庭》之后，又写了一篇名为《斯人独憔悴》的小说，发表在1919年10月7日至11日的《晨报》上。她在这篇小说里，写了两个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颖铭和颖石兄弟，与他们的专横暴虐的汉奸父亲之间的冲突，这个代表着封建保守势力的父亲太凶狠专制了，颖铭、颖石兄弟只与他交锋了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从热血的青年无可奈何地后退到了封建军阀的顺民，虽然苦闷、“憔悴”，但也无法可想了。这种青年一代向老年一代妥协的悲剧，如果是发生在女儿和父亲之间，结果恐怕就要更惨了。
在冰心的另一篇小说《是谁断送了你》之中，她写了女学生怡萱被父亲的封建偏见活活逼死的故事。怡萱的父亲认为女儿根本不必上学，就是勉强上了学，也是“姑娘家只要会写信，会算账，就足用了。最要紧的千万不要学那些浮嚣的女学生们，高谈‘自由’‘解放’，以致道德堕落，名誉扫地，我眼里实在看不惯这种轻狂样儿！”怡萱是个苦命的孩子，虽然在叔叔的支持下终于上了学，却受到了一个不知姓名的流氓的骚扰，她父母亲看到了这流氓写给她的关于约会的莫须有的信，双亲根本不体贴，不理解，也不信任女儿，竟然不问青红皂白，就粗暴地阻止女儿求学。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断送了，夭逝了。
象怡萱一样夭逝的女孩子，还有《庄鸿的姐姐》中的未曾出场的女主角，也就是“我”的弟弟的同学庄鸿的姐姐。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完全是由庄鸿倒叙出来的，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供不起姐、弟两人都上学，虽然庄鸿的姐姐有着优异的才质，只因是个女孩子，自然要给弟弟让路了，失去了希望，心情抑郁，终日劳碌，没有几年就死了。
冰心对这些有才能，有志气，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不能深造的女孩子，充满了同情，但也没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只能通过庄鸿的嘴，无可奈何地喊出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教育费为什么要拖欠？女子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
被封建家庭摧残的青年，除去象颖石颖铭兄弟及怡萱那样被禁锢于家庭牢宠之中的情况以外，绝大多数女青年，倒是更面临着被封建婚姻迫害的命运。这是摆在五四时代女性青年知识分子面前的，最为切身也是最为尖锐的问题。
有多少有理想、有抱负、有聪明才智的年轻姑娘，被封建家庭，用包办婚姻这条绳索，毁灭了前途，甚至毁灭了生命。只要有年轻姑娘的地方，就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冰心生活在一个尊重女儿、爱护女儿的民主化的家庭里，不会遇见这类问题，但是，许多发生在同辈女孩儿身上的类似的悲剧，却使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