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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全校联赛时，我们班几经大喜大悲，终于捧回冠军。那天我们全队一起灿烂地笑，对足球场作暂别。上了初三后，就很少真正地去踢一场球了。
初三中考过后那个暑假，正好是世界杯。我不希望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因为那说明世界足球水平降低了。此文不评论国家男足如何，那是浪费笔墨。1998年夏天的世界杯并不十分精彩，只有从欧文的一个进球里可以依稀感到张晓枫的风范。以往在罗星中学暮色里踢球的朋友都各有去向，从此很少有电话联系，也不曾聚在一起踢过球；以往中学旁钟楼里那只钟敲响5点的钟声时，不再有人大喊“差不多了，别踢了”，5点半整也只有一群陌生的孩子去小卖部买五角钱一瓶的橘子汽水，陌生得像那些球友。
韩寒五年文集
足球啊足球（2）
上了高中后常在双休日踢球。高中的同学应该说球技是蛮不错的。像那位狂热地爱好着文学的“蚊子”，就长于过人。我一直会和他争论不休谁的水平高超。但是，水平高超不代表水平引人。像隔壁宿舍的小陆，是全场目光的焦点，因为他常开大脚。只要脚下有球，二话不说抡起大脚。开大脚其实没什么，身为一名后卫，一定要多开大脚。但小陆之所以引人，是因为他的大脚开球向来都是往自家门里飞的。我和“蚊子”踢了多年足球，就是不明白小陆如何才能做到背对自家球门而射自家球门的。1999年高一足球联赛，我们连小组都没有出线，我承认那次自己踢得很臭，因为和那时的队员在一起，我有些找不到感觉。
最后要说的就是“新民晚报杯”足球赛，我一共参加过两次。由于那时是酷暑，踢一圈回来连“国籍”都会出现问题。我本不想参加，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球场实在少。踢踢弄堂足球不是不好，只是踢到一半总会有人操着家伙来追杀足球。居民区里的人都嫌吵声太大。中国的市井小民就是如此，容得下麻将却容不下足球场。那两次“新民晚报杯”就是在没处可去的情况下报的名。参加“新民晚报杯”最头疼的事情是要学校盖章、班主任同意，真不晓得是校长、班主任在踢球还是我们在踢球。第二大头疼的事情是取队名，要让人一听就精神抖擞，像什么“小白兔”队、“大花狗”队肯定是拿不出门的，对手看了会笑得影响比赛，“申花”队被人先用了，叫“花生”队也未尝不可，什么“超人”、“梦幻组合”都是拿得出门但叫不响的名字。我们球队的名字就暂且不说了，以免贻笑大方。
“新民晚报杯”其实就是暑假里没事干出场汗换个“国籍”而已，但是有些习惯在经历了那么多场比赛后始终不曾改变，像罗星中学晚钟声里五角钱一瓶的汽水。
韩寒五年文集
文学啊文学
这个题目嫌大了。以往老师教导我们时说，写文章切入口要小。题目开这么大，必定谈不透彻，除非我写《中国文学史》，可是已经有游国恩和骆玉明两位教授编过两部中国文学史，所以在此不谈文学只感叹文学。
前些日子，许多对我的评论都说我是一个对文学痴迷的孩子，那说明人们不了解我。我对足球痴迷，对篮球痴迷，对美术痴迷，对摄影痴迷，对旅游痴迷，对吃拉面痴迷，但不对文学痴迷。我觉得对文学痴迷未必是好事，就像对一个女孩子痴迷就不可能发现她的缺点。对文学要清醒，只要会写字谁都可能是作家。是不是作家，二分靠才华，八分靠机遇。君不见如今中国文坛上这么多写文章狗屁不通或顶多刚通的所谓作家在矫情地虚伪地故作深沉地故作幽默地故作幼稚地赚稿费吗？学余秋雨的、学泰戈尔的，就没一个自己的。
我在初中时，余秋雨刚开始走红。一个小子有一天宣布说他在家苦练有果，把余秋雨的文章学到了手。看他的文章只见铺天盖地的排比句和闷死人的深沉。那又如何，学得再像也就是余秋雨风格，况且又学不像，顶多是个余春雨或余秋雪之类。不过那已经很令人欣慰了，至少还有人热爱文学。
进了高中后，发现市重点里喜爱文学的又少了一些，当然看琼瑶的书例外。尽管琼瑶和我遭遇相同，都留过级，但是这不能作为不讨厌的理由。在留级者的队伍里，替留级族撑面子的恐怕只有黄永玉、蔡志忠和我了。只是我不懂，为什么琼瑶、黄永玉、蔡志忠和我都是搞文学或画画的，没一个是数学家。
第一次高一，我们同班的同学没有人在文学上有较高的觉悟，只有一个同学莫名其妙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在一本杂志的刊中报里。文章是在初中写的，几经辗转，有着和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一样曲折的经历，最终发表，虽然这篇文章毫无影响，发表和没发表一个样，但毕竟是处女作，令她难忘。
第二次高一时，遇上几个志同道不合的人，一个叫金丹华，大名是在我刚进新高一寝室时听到的。当时有人向我介绍一个语文甚是了得的小子，介绍时金丹华正背对着我，一副末世杀手的样子，可谓神龙见尾不见首。令我汗颜的是，我把他的名字听成“鸡蛋黄”，颇为不尊。此人便是我的那篇《那些事那些人》中的“蚊子”。“蚊子”热爱文学而且积极上进，严格要求自己，正朝着“四有”新人的目标大踏步。听我一次寝室夜谈后，他恨自己书读得太少，便苦心钻研各类书籍，成果喜人。从他口中冒出来的人名，我一个都没听说过，自卑不已。
另一个是八班的谭旭东，其貌不扬，像难民营里跑出来的。原本是卢湾区的，自封卢湾老大，开口闭口脏话。一次听说我会玩玩文字后，竟跑过来说要和我联手写小说。我说你连誊我的文章都不行，谭旭东竟说他发表过诗歌。我怎么看他都不像个写诗的。他拿来一样珍藏的宝贝，是1998年上海版的《少年文艺》，诗写一株水仙花，写得挺像首诗。谭旭东对文学可以说是如痴如醉，整日构思文章，见我就说：“韩寒，你知道吗？我写了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见一次面说一次。他上次来我们寝室终于说了一点新鲜的东西，说“我发现所说的新概念大赛就是要以新取胜”，被我们异口同声骂废话。
谭旭东最近又有新诗问世，诗经“蚊子”之口传入我的耳中，大意是这样的：
每天晚上
我仰望着天空
飘渺的星空给了我无边的思索
还有灵感
于是乎
我会写几首诗歌
于是乎
我的诗歌经常发表
……
两个“于是乎”使全诗韵味大变，而且至今他只发表过一首诗，诗在《少年文艺》诗歌版面的角落里，怕是责任编辑也不记得了。其实，我们有着许许多多的角落诗人、豆腐干文人。他们对文学执著，里面有许多人已经有些小名气，更多的人在默默无闻地写，用笔，用心，用笔芯。如果失败了，他们也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毕竟他们还留下一些美丽的幻想。
我说不清文学在学生里算是景气还是不景气。说景气，似乎没多少人在意；说不景气，海天出版社每年都要收到几百部校园长篇，《萌芽》的胡玮莳和《少女》的郁雨君每次说起稿件情况总是喜气洋洋。无数少男少女在做着要成为中国第二个郁秀的梦，希望自己手里落俗套的、无病呻吟的东西能有个好销量。郁秀很聪明，《花季·雨季》写得不是很好，但先入为主了；知道自己江郎才尽写不出像样的东西，就不写了。据说郁秀现在从美国回来在海天做编辑，真假难辨，但无论怎样，郁秀是不可能再轰动中国了。《花季·雨季》如果在今天出版，销量不会过10万册。
文学绝不是我的第一梦想，我的第一梦想是去西藏，第二是去草原，第三是去兴安岭。文学在第几十，我也算不清。此文应该献给文友们，给“蚊子”，给谭旭东，给刚遭受退稿的人们。最后给在文学路上的朋友说个故事，具体细节记不大清了，只有一个概要：
以前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一次在游泳时不慎溺水淹死。他的父母悲伤不已，提出要见哈佛校长，哈佛的校长对此表示同情。这时，在门外等候许久的夫妇说想出资给他们的儿子建一幢大楼或造一尊雕塑。校长见两人穿着十分土气，便委婉地表示学校不能接受这样的恩惠，况且学校也不能为一个学生造一个雕塑。这对夫妇互视后说：“那不如用捐给哈佛大学的钱另造一所大学吧。”
这并不是个笑话。斯坦福夫妇就用这笔钱造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就是现在举世闻名、全美排名第四的斯坦福大学。
韩寒五年文集
那些事 那些人（1）
对住宿生活的心驰神往是因为以往把住宿舍和在外面租房子想成了一码子事，以为住宿学校自由无比。住宿了一年才明白，这和租房子住有天壤之别。在自己租的屋里，只要不拆房子，在里面干什么，别人碍不着你。在寝室里，各类纪律名目繁多。我看过这些纪律，又对照了一下自己，发现除了不随身携带管制刀具之外，其余都违反了。
当初进二中时对寝室生活还是充满好奇的，尤其听说二中的寝室乃是标准的二室一厅。一个学子能坐拥一套二室一厅外带一个双便池的厕所，算是人生一大快事。进去之后才知道，二室一厅倒没开玩笑，只是要16个人一起坐拥。相处一年半，大家笑过，闹过，吵过，打过，有没有哭过是被窝里的事情，我不知道。现在坐下来想想那帮子兄弟和他们固有的表情，都历历在目。现在换了一帮兄弟，但一样有趣，最大的乐趣是离寝室不远处出现了一个“午夜咳嗽王”。那小子习性特异，每逢寝室熄灯后一个小时，他总会发出三声全松江区皆闻的咳嗽。几个月来不间断，风雨无阻，比公鸡报晓还嘹亮准时，成为半夜音乐类节目开始的信号，功盖千秋。现在想来也许平淡无奇，但数十年以后再听到可能又会触动情愫，变成某一个时间段里一个纪念。为了不忘记，所以有必要立一个人物小事记，无聊的时候聊以一笑。
杰子是我们的寝室长。杰子是个好寝室长，从不允许我们大声喧哗，主要是会影响他本人睡觉。杰子像一切纯朴的劳动人民，日升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极有规律，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以榜样。
在男生205寝室，杰子是最不苟言笑之人，也最纯情，从来不见有什么风花雪月的美事降临。但是，杰子又掌握通讯大权，因为他是负责管理信箱和电话的，可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他的信和电话。活在这种情况里的人很容易心理变态，所以我们很担心杰子哪天心理不平衡做出生吞电话之类的事情。所幸杰子没有。
班长是我们班极少的几个男干部之一，本以为职务最高，不料一物降一物，还有一个团支书在他头上。其实班长的实权还没有寝室长大，甚至还没有管电视机的大。班长的惟一任务是参加学校里形形色色的会议，作好详细笔录，以便转达。学生会那地方的干部为了体验做干部的滋味，三天两头传唤各班班长，否则那学生会就没事干了。
在1999年的下半学期，噩耗传来，班长的父亲车祸罹难，班长伤心而去。同时倒霉的还有宣传委员，不得不代替班长开一段时间的会议。本来以为班长回来之后在性格上会大有改变，不料班长十分坚强。
以往我们常拿班长来开玩笑，班长的父亲去世后，这样的玩笑都锐减了。而班长虽然似乎没变，但从他常常一个人莫名其妙发呆的眼神里，我们可以隐约看到父亲亡故对他的打击。
“疯子”这个人其实不疯，只是我们那时习惯在姓氏后面加一个“子”，为尊称。“疯子”是标准的不修边幅的男人，头发可以用来放风筝而胡须可以用来钓鱼。“疯子”虽然身高只有一米六，但是一两个“圣人”无论如何干不掉他。1999年我们寝室流行拳击，隔壁一个小子自封“健美一号”，而且肱二头肌练得比脑袋大，愣是给“疯子”打得满地找牙。
“疯子”的铺位不佳，最靠近门，问题是门最靠近灯开关。下半学期时，杰子犯上一种怪病，名叫“熄灯综合症”。每逢熄灯时总是激动得不能自已，赞美光明，鞭挞黑暗，吟诗不止。于是，熄灯的任务便落在“疯子”的头上。“疯子”手短，每次熄灯都像要死一回，万分痛苦。尤其在寒冷的冬夜，“疯子”更加眷恋他的被窝。这使我们寝室常常因熄灯迟而被扣一分。
“疯子”最有特点的地方还是在足球方面。“疯子”踢球的作风和外表一样粗犷，拼了命似的，往往球离身体还有几米之遥人就飞铲过去。我们在踢球时，都不敢接近“疯子”，以免丢了身体器官。“疯子”一直会带球出界，常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人球俱出。鉴于他的综合能力较差，我们遣“疯子”担当后卫。对方的前锋一见“疯子”，就要舍近求远防止折寿。然而我们的足球队最终没有打进校际联赛的复赛，成为我在上一年里最大的遗憾。
说了“疯子”后轮到我的同桌——乐子，他是我的第一个男性同桌。乐子的固执精神常用在读书上，一道难得死人的题目，不啃下来决不上厕所，所以乐子常常憋得灵感与尿俱来。还比如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