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具体地说：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三者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上为《大易识阶》米鸿宾的主要观点，但《开启中医之门》的作者李阳波则很不满意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合一观，他解释说：董提出这个观念主要是讲天的情况与人的情况的统一，实际上，作为天的宇宙自然，人类社会是很难模拟的，可是构成人类社会的植物、动物及人的本身，他们的生长衰老、他们的变化却无法逃脱天的支配。所以，天人合一，主要是讲天与万物、与人的这种生理状态的合一，而不是天与人的社会结构的合一。为了作出这样一个划分，李阳波就把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中有关社会观的这一部分划出去，而保留其谈生物的部分，并且径直把它称为“宇宙生物观”。 因为中医是研究天、地、人之间的术数转换变化关系的一门学问。在他看来，天人合一就已把中医小了一截。李阳波同时认为钱学森也看到了中医、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一些情况，从一些人身上所存在的不可思议的潜力，看到了人天之间所存在的必然联系，所以也摒弃了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而改作了“人天观”。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
《管子？水地》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说的就是将水比喻为同人的筋脉一样。除了将河流比喻为筋脉之外，自然界中其它的也是和人体一一对应的——山为骨骼，土为肌肉，植物为毛发，石油为骨髓，山川中的孔穴为人身之九窍。九窍为二耳、二目、二鼻、一口、一前阴、一后阴。山川中的孔穴是用来交换地气的，起到一个新陈代谢的功能，而人的体窍也具有这个功能。
人禀天地之气而生，齿嚼五谷杂粮以养身立命；大地以高山为齿，食纳阴阳之气而为生。耳目者，日月也；血气者，风雨也。天有九重，人有九孔；天有二十四节气，人有二十四根肋骨；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四季有五行，人有五官、五脏、五声、五指……如果继续罗列，这种对应比附关系可谓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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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很多人不知悉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以为真的说的就是能看得见的阴阳，或是金木水火土。其实，阴阳五行最主要的作用是作为比拟附象，即类象。它们不是具体的物质所属，而是属性划分。这也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神秘所在。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中说：“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很明显，五行指的就是天地之气的运行。
阴阳和五行是“气”的基本运动规律。五行之“气”一出，阴阳功能当下即得到落实——阴阳之气处在生的状态为木，处在长的状态为火，处在收的状态为金，处在藏的状态为水，生长收藏的转化过程为土，这些都靠土来实现。于是，五行由具体的五种物质的原意，升华到五种气的运动形式的高度，由形而下上升至事物普遍发展规律的形而上的水平，即由“器”上升至“道”。
五行的排序在历史上共有八种。我们现在常说的金木水火土的排序，是依照战国晚期的阴阳家邹衍之说而来（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取排序相同）；同时，邹衍也是历史记载中最早用阴阳、五行为说者（详见《汉书？艺文志》）。史上第一次申明五行之间生克关系的著作是《国语？郑语》，其言：“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从而表明了五行已糅合在一起，发生了内在的生克关系。值得探讨与求证的是，五行的定义与使用在《易经》中却没有任何体现——《易经》只言阴阳不言五行。而五行、五音、五味、五臭等的具体分类最早见于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中。
五行中，“五”是数词，“行”是动词。行是作用、过程及其变化。《说文解字》释“行，人之步趋也”，也就是迈步行走的意思，进而可引申为行动、运行、运动。类似的说明有很多，如“天地动静，五行迁复”（《素问？五运行大论》）；北宋邵伯温云：“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谓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间者也”；明代大儒来知德亦说，阴阳“二气交感，生成万物者，流行也”……因此，行而不止、循环往复为五行。由此可见，气运是不断变化的。
五行是流行，是五种静态元素在不停作用。
易学的中流在五行，五行接本末。五行在脏腑，本末在四肢（人身有生机之处，唯有五脏六腑）。因为五行在中流，不会逆流而上，只会往下走，故五行只通根本，不通源头。
源清流浊，吃下的是好的，顺流而下后排出来的都是脏的。
真正清楚理解了阴阳五行的大义，就能够做到源远流长。
和而不同
“和”为古字，见于金文和简文。在古汉语中，“和”作为动词，表示协调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帮”（这里强调的是“万帮”，而不是融为“一帮”，“一帮”为“同”）。古“和”字还有“顺其道而行之”，不过分，得其中道的意思。在“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广韵》）和 “刚柔得道谓之和，反和为乖”（《新书？道术》）中，“和”都是和谐适度的意思。基于“和”的本义，庄子把“太和万物”作为他的最高理想。
有“和”就有“不同”。据《左传》和《国语》记载，齐国的大臣晏婴，有一次拜见齐侯时，齐侯对他说：“唯据与我和”。“据”指的是齐侯侍臣，姓梁，名丘据。晏婴说：“梁丘据不过是求‘同’而已，哪里谈得上‘和’呢”？齐侯问：“‘和’与‘同’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吗”？晏婴说：“像梁丘据那样的人，你说对，他也说对，你说不对，他也说不对，有什么用呢？”他认为“不同”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条件。这引出晏婴的一大篇议论。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
后来，孔子也吸收了晏婴的思想，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总结起来说，“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协调“不同”，“和”的作用就是要探讨诸多“不同”之间如何共处。这一思想也鲜明地体现在“五行学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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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社会学科有隐学和显学之分，易学本身是隐学。隐学的主体就是玄学，妙法凝玄！隋代佛教天台宗的智者大师说：玄学是人类最高的学问。
在北大校史馆，有一面由红、白、黄、蓝、黑五种颜色构成的旧校旗。蔡元培曾对这五种颜色作过解释，即红色代表“现象的科学”、蓝色代表“发生的科学”、黄色代表“系统的科学”、白色代表哲学、黑色代表玄学。蔡元培认为：“人类的求知欲望绝不能以综合哲学和实证哲学为满足，必要侵入玄学的范围。”
“玄”的概念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为奥妙莫测之意。
魏晋时期，有所谓三玄之学。“三玄”一词始见于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篇》：“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兹风指玄学清谈之风。梁代清谈复盛，《老子》、《庄子》、《周易》之学从而得以再兴。
称《老子》、《庄子》、《周易》为“三玄”，是因它们含有非常深奥的学问。魏晋时的玄学家无一不从事三玄之学的研究。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给“玄”下了这样的定义：玄是有无两者的浑同。要了解“道”，就必须通过“有”和“无”来了解。有无相生，大道巍巍。哲学界有这样的定义：最高的存在是虚无。而谭嗣同在他的七律《题江标修书图》中也说“众生绝顶聪明处，只在虚无缥缈间”。
天时不如地利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朱熹的《四书集注》在讲到这段话时说：“天时，谓时日、支干、孤虚、王相之属也。”这些都跟自然气候毫不相干！也可以说，语文课本上在讲到这一段时纯粹是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在朱熹的这段话中，所谓“时日、支干”，“时”指的是时辰，古人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日”指的是“天”：天有阴阳、刚柔之分。刚为阳，柔为阴。古人还有“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一说。支，指的是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干，指的是十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众所周知，古代用六十甲子的干支来记录日和时。每天和每时都对应着各自的干支，这些干支的组合可以表征事物发展的特定规律。例如月份的变化，流年的交替，等等。
再看“孤虚”。“孤虚”是个专有名词，来源于中国古代术数学中的“奇门遁甲”，全名“六甲孤虚法”，据说为黄帝所传。六甲孤虚法分为“年孤”和“月孤”，还有“日孤”和“时孤 。《六壬神课金口诀》著作中对于孤虚有这样一段论述：旬中空亡，阳空阴亡。空亡为孤，对冲为虚，只有时上的孤虚最验，可以一胜十，十胜百，有一妇战十男之说。因此，“孤”和“虚”的定义是：旬中空亡的地支称为 “孤”。与“孤”对冲的被称之为“虚”。查找旬中空亡必须使用日时的干支。“孤”和“虚”的实际作用是：背孤击虚。即，将自己的军队安排在“孤”的方位上去攻打处于“虚”的方位上的敌人。同样，按照古人的观点，如果是谈判，就可以事先把谈判时辰的孤虚推算出来，尽量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孤位”，把对方的座位安排在“虚位”，这样就可以“背孤击虚”，可以大大增加胜算。
那么，最后这个“王相”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旺相”。五行的金、木、水、火、土在月、日、时上的态势表现为旺、相、休、囚、死五种状态。若以天时中的旺、相之孤去攻打对方的休、囚、死之虚，则胜利几乎可待。
所以，孟子所说的“天时”，就是“六甲孤虚法”在各种战争和外交中的运用！
明白
日月为明，日月是分开的，所以明的组词有分明、亮明、挑明等。挑明就是一边挑一个日一边挑一个月，引申为分辨清楚明白之意。《易》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推衍清楚日月就会明白。明白什么？当然是明白道，明白理，明白法，明白术！道为源头，理为根本，法为主干，术为枝叶。人不明日月四时之交替，就不能辨是非、明事理。不明日月之规律，就不能悟透阴阳之道；不知阴阳之道，就不能通晓医理、兵法……就不能尽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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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想明白，就必须得研究清楚日月，弄懂日月。
日月合在一起为明，那么日月是什么呢？日月就是易。日月相推而生明，日月相推而生易，知易则明！甲骨文中“易”字的写法就是日在上月在下。日有光，月才有光。日月有光，天地才有光。而月食之时，日月无光，天地同样也无光。但是是真的无光了吗？不是！这时的光全都在日月的内部，是一种“韬光养晦”的境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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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知道、聪明
容易，并不是人们平时泛泛所指的谋事轻松而成的意思，这个词也是载“道”的。此道即：掌握了万事万物之理，若运用易理之法则去处理事情，就一定会很轻松。这就是“容易”的真实本义，就是从字面上讲也可以看出来，“容”就是包容、涵容，“易”就是《易经》的易，代表《易经》的运用法则。这两个字组词以后综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涵容、掌握《易经》的应用法则，并以此法则来处理对待事情。
再如“知道”一词，“知”是明白、通晓、了解的意思，“道”是道法自然的道。人们在说知道一词时，只是理解其泛化的意义，并不真正理解道法自然的“道”是什么；不能理解这个真正的道，就谈不上真正的知道！如此泛化的用下去，文字就逐渐丧失了载道的功能。
再如“聪明”一词。聪，则无所不闻；明，则无所不照——这才是“聪明”一词的真实内涵。如今它的本意也被泛化了，仅仅是智力好这一概念的代言而已，并非真正的智慧。通过以上数点，我们应当明白什么是“形而上者谓之道”——我们对文字泛化意的深入思考，以及超越文字其形，对其内在所藏真正道理的探究，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
头头是道
我们常常形容某人说话或写文章头头是道，以喻其条理清晰，论辩畅达。但这个词的原意却比这要复杂得多，或者说，里边深藏了一种十分珍贵的传统方法论。
一条狗之所以是一条狗，是因为我们把它唤作了狗。假如它最初的名字是猫，它就一直是猫了。所以，名字是不可信的，因为它是随时可以变更的。这就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本体问题。罗素的《哲学问题》一本书都在讲“桌子”这个词，就是试图弄清桌子的本体。但这要纯粹从语言、从言说来论是说不清楚的，其结果必定归为维特根斯坦“不可言说”的“沉默”。中国古人大概在这一点大概认识很早，所以要研究数与象，因而有《易》。但在实际生活中，人总离不开言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