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郕王监国。英宗回到北京后，襄王又上书景帝，让他多去探望被囚禁南宫的哥哥，对英宗儿子也要多加关心。英宗见到襄王所上二书，才知冤枉了襄王，乃召见襄王，与之促膝而谈。此后，英宗很后悔杀了于谦等人。
英宗复辟后，立即大肆封赏夺门功臣。徐有贞爵封武功伯，以兵部尚书兼大学士入阁预机务。石亨进爵为忠国公，太监曹吉祥被赐予锦衣卫世职。其他在政变中有功的官员，也分别被封为侯、伯或加官晋俸。投机者在宫廷政变这场政治豪赌中，成了最大的赢家。
这些政治投机分子当政伊始，马上就露出了丑恶的嘴脸。其中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依仗夺门迎复之功，最为骄横跋扈。
英宗因徐有贞有才，对其十分宠信。石亨、曹吉祥十分怨恨，日夜图谋打击徐有贞。此二人使用离间计，使英宗疏远了徐有贞，后又唆使言官弹劾他“图擅威权，排斥勋旧”，致使徐有贞被逮入狱，贬为民，发配边疆。徐有贞被免后，石亨、曹吉祥更加招权纳贿，肆行无忌，不断被人告发。石亨后来也被逮入狱，于天顺四年（1460年）病死于狱中。石亨完蛋后，曹吉祥惶惶不可终日，认为自己与石亨同功，石亨既败，自己绝不能独全；于是，渐蓄异谋，结死党，阴谋废掉英宗，于天顺五年（1461年）七月事败，被凌迟处死。
于谦案 五（4）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二十六日，英宗驾崩，太子朱见深继位，改年号成化，大赦天下。于冕、于康等也获释归钱塘老家，上疏为其父申冤平反。不少大臣上奏于谦确系冤死。成化帝遂降旨旌表于谦功勋：“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我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昔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故复卿子官，遣人谕祭。呜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顺乎天理；厄于前而伸于后，允惬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灵爽如存，尚其鉴之。”遂为于谦昭雪，恢复于谦生前原有官爵，将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成化帝御笔题词。成化二年（1466年），皇上又钦派大臣赴钱塘三台山祭奠于谦，刻碑铭文。
成化帝崩后，孝宗朱祐樘继位，降旨为于谦赠谥诰祠额，谥于谦“肃愍”，额曰“旌功祠”，并为于谦雕塑铜像，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嘉靖年间，又将于谦侑享于功臣庙，与开国功臣刘基等并祭。万历年间，以“肃愍”谥号不能彰显于谦忠贞功德，改谥号为“忠肃”，子孙世袭。
于谦冤案到此得以完结。此后的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都对于谦墓祠有所修缮，使于谦的功绩更为世人晓知，得到世人的尊重爱戴。
于谦以令人仰止的功德气节，惨遭屠戮，于谦的功绩和精神却永驻人间，万代景仰。当时及其后的不少文人为其作诗赋咏。万历年间，钱塘人孙高亮为于谦事迹感动，作纪实小说《于少保萃忠传》四十回，开了当代人为当代人写小说的先例。
于谦墓在杭州三台山，宋代冤死的著名大将岳飞之墓在杭州栖霞岭，南北遥对。不少人的诗作或联对将于谦与岳飞并列。如杨鹤的对联：
千古痛钱塘，并楚国功臣，白马江边，怒卷千堆雪浪；
两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阳亭里，心伤两地风波。
明末浙江鄞县人张煌言，号苍水，力主抗清复明，曾与郑成功联合，率兵攻清。他对于谦十分敬仰，曾作“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联。他被捕后，也期望死后能被埋葬于西湖边：
梦里相逢西子湖，
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
添得新祠一座无？
张煌言就义后，后人就将其葬在杭州南屏山南麓，并建“张苍水祠”，与岳飞、于谦号称“西湖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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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 一（1）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三岁时全家迁居广西梧州府藤县（今广西梧州市）。他“少年慷慨，负胆略，好谈兵”， 23岁时参加在广西桂林举行的丙午科乡试，得中举人，此后，虽接连四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没考中。他性情爽直，并不为落榜沉沦，每次赶考都沿途游历，遍览祖国名山大川。他又喜欢结交友人，常常与老年的军校或退役的兵士谈论兵法战阵及边塞作战形势。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袁崇焕才得中己未科进士。
就在袁崇焕金榜题名的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震惊的大事：明朝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率领的12万大军被崛起于东北的后金军击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正是这一战，改变了袁崇焕的命运。
此前，原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女真人努尔哈赤经过30年的征战杀伐，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势力逐渐强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定国号为“大金”，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被尊为聪睿汗，又称天命汗。两年后，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进兵抚顺，并一举夺取了抚顺城。从此开始，天朝大国明朝与后金开始了正面的军事冲突，令明朝大臣们谈之色变的“辽事”开始蔓延，直到让所有的汉人如坐针毡，食不甘味。
抚顺的陷落使明廷“举朝震骇”，明廷决定“犁庭扫穴”，一举消灭努尔哈赤，荡平后金。兵部侍郎、辽东经略杨镐统率12万大军，号称47万，浩浩荡荡，兵分四路，直取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兵仅6万，却将杨镐大军击溃，士兵死近5万人，而后金仅死伤3000余人。明朝大国军政废弛疲沓，由此一览无余。明神宗万历帝在位48年，已经有二三十年不上朝临政，躲在宫中不出，万事不问，不管多紧急的事情只是装聋作哑，一味往自己的仓库里敛钱。万历帝二十多年的怠政，导致政事日非，军纪荡然，士无斗志，国力虚弱，局面困难至极。二十多年不露面的明神宗万历帝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终于一命呜呼，其儿子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就因贪色误服药物而死，在位时间虽短，却留下了著名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明末党争留下了话题，使明朝政事更一发不可收拾。光宗死后，儿子朱由校继位，改年号天启。
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又攻占了开原、铁岭。此时，明廷派熊廷弼以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的身份统领辽东的军政事务。熊廷弼到任后，采取“坚守渐逼”之策，整肃军纪、练兵造械，积极布防，逐渐稳定了局面。但朝中大臣弹劾其只知防守，无力收复失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被罢，由治水有方的袁应泰继任。
次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袁应泰虽具政治才能，但“兵事非所长”，7万守军全军覆没，后金军攻陷沈阳，接着攻占附近的辽阳。袁应泰自缢而死。后金军乘胜连陷定远、鞍山等70余城，势如破竹，明军则闻兵色变，一溃千里，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守，更毋庸谈进攻和收复失地了。努尔哈赤接连得胜，把都城由赫图阿拉迁到了辽阳。
明廷只得重新启用赋闲在家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试图挽住颓势。熊廷弼主张以守为攻，多方协作，固守辽西，待时机成熟再收复辽、沈。但其下属、时任辽东巡抚王化贞自命不凡，另有主张。王化贞在明廷中有靠山，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都支持他，他往往不经熊廷弼而直接与朝廷联系。而且，王化贞当时拥兵12万，而熊廷弼部下只有5000人，经略之职只是个空壳。两人意见不一，不但不能相互配合，反而互相指责，经常发生争执。而且，明廷中多支持王化贞者。努尔哈赤知道“经抚不合”，便趁机挥军渡过辽河，向广宁进攻，王化贞的12万大军大败而归。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又攻占周围的40余座城镇。王化贞一败涂地，狼奔豕突，尽弃关外之地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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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 一（2）
至此，明朝与后金之间的三场大战役：杨镐的12万大军，袁应泰的7万大军，王化贞的12万大军都以溃败告终。而且，这三次大战都是后金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他的小战更是数不胜数。后金军已经让明军畏之如虎，几乎到了不战即可屈人之师的程度。
熊廷弼、王化贞因败被下狱治罪。当时，明熹宗天启帝继位后，贪于玩乐，政权由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把握，朝廷内部党争日益激烈。以清高自许的东林党和阉党之间势如水火，针锋相对。经过数年的明争暗斗，阉党逐渐占据上风，不少清流正士被迫害致死。因熊廷弼与东林党人过往甚密，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熊廷弼被弃市，时年57岁。
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今湖北武昌）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先后三次任辽东经略，善于用兵，极有将才，使辽东局势大有起色，是明末不可多得的文武兼备的人才，却因党争被冤杀，传首九边。所谓传首九边，就是把罪犯的首级传递到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固原、宁夏、甘肃等九个边镇，震慑边疆士卒，以儆效尤。熊廷弼的被杀成为当时影响甚大的一个冤案，对明军士气打击甚大。
熊廷弼、王化贞被逮后，朝廷任王在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统领辽东、天津、蓟镇、登莱等处军务。王在晋（1564~1643），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任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兵部侍郎，天启初任兵部尚书。此时，代替熊廷弼为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当时，山海关外之地，大部分由蒙古族的喀喇沁诸部所控。喀喇沁部与满洲女真族经常为争抢财物发生争斗，结怨甚深。王在晋就打算利用喀喇沁守关外，以缓冲后金的冲击，上奏请朝廷发粮食布匹接济拉拢喀喇沁部。
正在此时，袁崇焕站出来，表示了坚决不同的意见。他表示，蒙古族与女真族同为游牧民族，惯以狩猎掠财为生，不能相信，同时他坚定地说：“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举座震惊。
袁崇焕中进士后，赴福建邵武县任知县。在任上，他关心百姓，平反冤狱，深得百姓拥戴。他时刻关注辽东军事进展情况，常常邀从辽东退下的老兵闲谈。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到北京朝觐，即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在京期间，他得到更多关于辽东战事的消息，忧心如焚，在与群臣闲谈时，发表了一些中肯见解，引起了御史侯恂的重视，并得到他考进士时的主考官韩爌的推荐，被破格升任兵部职方主事。
明朝官制，兵部设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下设武选（武官人世）、职方（军政军令）、车驾（马匹警备）、武库（后勤兵器）四司。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袁崇焕由一个七品知县仅一年就升为六品的职方主事，的确是破格提拔。
当时，朝廷在辽事上节节败退，大臣议论纷纷。山海关作为“天下第一关”，是保卫京师的第一要塞。如何守住山海关就成为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廷臣为此争论得面红耳赤，莫衷一是。袁崇焕就孤身一人骑马到山海关内外考察。兵部发现新任的职方主事不见了，家属也不知情，正四处寻找时，袁崇焕风尘仆仆回到兵部，说出了那句令所有大臣目瞪口呆的话，并提出了他的治兵守边方略。朝廷越级提升他为佥事，指挥关外的部队，拨国库银20万给他招募军队。袁崇焕正式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当时，关外已经全部被喀喇沁各部族所占领，袁崇焕只得驻守关内。不久，各部族归附，王在晋就命袁崇焕移住中前所，并管理前屯卫的事务，接着又命令他到前屯安置失业的辽人。袁崇焕当晚就带两个随从连夜穿过虎豹出没的丛林，四更时到达前屯卫，兵民无不骇然惊服，送他一个“铁胆”的外号。王在晋对袁崇焕十分倚重，提拔他为宁前兵备佥事。但袁崇焕却看不起王在晋，认为他没有远大的谋略，不完全服从王在晋的命令。到王在晋提出在关外不远的八里铺修筑重城时，袁崇焕认为这种做法不策略，应该在宁远筑城。两人意见相左，争论十分激烈。袁崇焕见难以说服王在晋，就越级向首辅叶向高报告。这在官场里实在是大忌。
袁崇焕案 一（3）
叶向高难以决定，委派兵部尚书孙承宗行边考察。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是该科的榜眼，才华横溢又晓畅军事，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能入阁是由东林党领袖、御史左光斗推荐的，但他又能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保持相对中立，被视为东林党的温和派。是年六月，孙承宗抵达山海关考察后，认为袁崇焕所见极是，与王在晋辩驳，王在晋始终坚持己见。孙承宗只好暂返北京，面奏天启帝弹劾王在晋“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天启帝免去王在晋的职务，由孙承宗为督师，统领辽东军事。
孙承宗到任后，进行了一系列力度很大的人事变动，重用袁崇焕，着力修筑宁远城。
宁远位于山海关外200里，在锦州和山海关之间，扼辽西走廊咽喉。明前中期，关外的军事重地为广宁，广宁、辽阳失陷后，宁远就处于前线位置，背后即是山海关，战略位置大为凸显。孙承宗、袁崇焕派游击祖大寿兴工营筑，到天启四年完工，整座城池“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成为一座固若金汤的关外重镇。远近难民纷纷涌入，人口大增，使宁远城成为远近闻名的乐土。同时，袁崇焕又在周围先后筑城数十座，练兵十余万，造甲百万，屯田五千顷。明朝的东北国防线向北推移了200多里。袁崇焕也因功劳被提拔为兵备副使。孙承宗对他极为赏识，委任甚专。天启四年（1624年），袁父病故。按传统，儿子应丁忧即守丧三年，袁崇焕屡次上奏回家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