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对对对，你了解我，你说得对，我这人有使命感……
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能够前去那个招聘现场，是因为这家杂志在现场有一个很大的展位。正好我受杂志社之托，要完成一个关于中国大学冷门专业与热门专业的分析与点评的采写任务；再就是有一个夹带的私活……就是给自己的咨询公司物色一两个人才。
来到现场招聘会第一个感受是：壮观！北方民间有句俗语说“食多吓跑了鸟”，说出了人骨子里的贱性。招聘到后来，我发现自己慢慢变得倨傲起来……我的倨傲并不是因为应聘者的态度过分谦恭，而是我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一个从充满敬意到怅然若失的转变。
看着那黑压压的人群，我想起柏辽兹《华沙的幸存者》里的一句唱词：“我一定是长久地丧失了记忆……”天哪！这么多的硕士博士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虽然我对大学扩招早有耳闻，但在亲眼目睹扩招以后出现的壮观景象后，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赶快收摊走人。
短短一小时内，展位上已经堆积了上千份学子们投递的简历。北京院校研究生投递的自荐书最多，再往北有黑龙江的、辽宁的，往南有上海的、长沙的、广州的，全部是我上学那会儿听其名号便肃然起敬的院校。我觉得原本三天的招聘会，一个小时足矣。
不管专家学者们对扩招有多少这样那样的鞭辟入里的论证，不管这种分析论证曾经怎样让我感佩称是，让我感受到学术的新颖和变通；当我真正去面对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我回想起半年前我跟江西一位姓徐的老板的争论。那位老板把扩招形容为“技校生水平拔高为大学生水平”，我认为老板的结论草莽得近乎于野蛮。扩招何罪之有？野无遗贤，大方向总是正确的嘛。
老徐当时给我讲的个案，虽能说明问题，但不足以否定我的信念。当时他在酒桌上跟我一再抱怨他聘用的一位硕士生怎样怎样不行，说是那家伙差点把他给害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老徐有一门技术，想跟广东这边一个老板合作，这边提出要一个《可行性报告》。老徐自己很忙，也想把这份报告做得好些，就找了某大学管理系的一个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带了名硕士生。商量之后，写《可行性报告》的具体工作就由这名硕士生来完成；条件是正式谈判时，老徐要带上这名硕士生……因为马上毕业了，硕士生想多一些实际经验。老徐本人也乐意，事情一旦谈成，还真需要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企业任职。
老徐不久就有些失望：这位硕士生写出的《可行性报告》第一稿连格式都不对。老徐耐着性子叫他到网上或是图书馆去找一找写作模板，再把他交代的几个要点套进格式就行了。这硕士生照交代的重做了一份，老徐动身前匆匆看了一眼，大致那些内容都在，心想差不多，也叫上了那位硕士生同去。
可等到了飞机上，老徐趁空再次拿出报告细看看检查有什么不妥时，惊愕地发现在产品销售一栏里居然还有“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字眼。把老徐气得差点没从飞机上掉下来。老徐责问那硕士生是怎么回事？一到白云机场，他就叫那位硕士生打道回府了。事后，老徐的朋友、就是那硕士生的导师还给他解释，说写《可行性报告》是MBA干的，那位硕士生侧重管理理论研究。要不是顾及到朋友的面子，老徐还真想问他本人会不会写《可行性报告》或《商业计划书》什么的。
老徐感慨说，“怎么现在的学生、老师就这样水平？”
想想老徐的话也有他的立场。联想到我们这一辈人刚参加工作时，经常遭受到类似的讥评，什么“大学生连个总结都写不好”、什么“名牌大学出来的，居然连‘三反五反’都不知道”，当年我就觉得这类指责有点苛求。那天听老徐这么说，我本能地想辩护几句，跟他讲了一番“领导要给员工明确的方向感”之类的道理，可我越这么解释，老徐头摇得更厉害，反问：“不是说现在的人都在看《把信送给加西亚》吗？我还要怎么给他方向感？莫非让我当他保姆不成？”老徐用讽刺的口气谈到“大学真是越来越大”，说：“明明只是一个读大专的料，把他硬拔成本科、硕士；明明只有技校学生的水平，把他硬拔成大学生，能行吗？”
我当时觉得他的逻辑过于粗暴，打击一大片。特别是我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高考的门槛之高，许多省份还实行“预考”制度，预考不过关的人连高考资格都没有。想想当年的残酷，想想今天的宽松，居然还有人说出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话。然而，这次招聘让我感到郁闷的几个细节，让我不禁对老徐的牢骚有些认同。
斯文扫地，这就是我在招聘过程中最突出的感受。
这家杂志招聘文化版编辑，按规定要进行笔试。笔试中“知识基础”一栏有一道题是：“请你列举出《万历十五年》中至少三个人物的名字。”有两个应聘者……是北京某著名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的答案为空白。按杂志社的规定，这类应聘者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有一个听上去又简单又粗暴的规定：专升本的不要；北京、天津籍的不要；自考的不要；××大学的不要……说是这个大学在京找工作的毕业生多如牛毛，多得令人生疑……总之是一些充满“歧视性”的规定。杂志社笔试有一个硬性规定：知识基础和编审题达不到60分的，不予面试。编辑部负责招聘的老董告诉我：依照以往招聘的经验，凡是知识基础和编审做得差的应聘者，千万不能试用，让他们当编辑肯定要出事。
第63节：北大病了，天知否
我就听过一次杂志社总编在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越来越不像读书人，缺乏基本的阅读热情。不读书不看报只上网的人能当好编辑吗？杂志社订了这么多报纸刊物，油墨清香地拿进来，再油墨清香地拿出去，没有人有兴趣去翻一翻，这么下去怎么行？让编辑部主管一定要敲打好那些年轻编辑……特别是新编辑！想凭着一点儿机灵劲儿就干好编辑记者？想什么呢？
总编发火是有原因的：一个××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女孩子，模样看上去老成持重，平时表现得虚心好问。大家对她印象都不错，所以破例让她临时顶夜班编辑，看看清样。在一篇有关台湾局势的评论稿子上，这女孩子在“连战”、“宋楚瑜”名字下打了重重的红色问号，批注“建议在有关人名下面加上注释”；又在“个中三昧谁能解”旁火气十足地重重批注“这种拗口的句子以后不要再出现”……
值夜班的副总见到这篇被改得满天花的稿子，一开始脑门一凛：怎么？！都快发稿了，还有那么多问题？再仔细一看标注的那些话，那感觉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整个就是“我晕”，那女孩子早已下班回家了。
这副总亲自“救火”，连忙张罗着把那篇改坏的稿子又给改回来。第二天，副总把那女孩叫到办公室一阵猛训，问她：“你不知道的人名，就能断定读者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把布什、布莱尔也加上注释？你又凭什么断定‘个中三昧’是酸文假醋？”
那女孩不服气，说“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副总一句话把她顶了回去：“这不是角度问题！这有个客观标准的！”女孩又说：“这可能怪我过于谨慎了，其实这些人名我都知道……”副总当时就拍了桌子：“你还在找托辞？什么‘过于谨慎’？就是你的知识准备不足！你可以不做事，但是请你不要帮倒忙！”
“帮倒忙”一说出口，女孩子大概觉得副总侮辱了她，哭着跑了……这事被捅到社务会上，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半晌总编才说了一句：可怕！
还有一个从空军地勤退役的前中校，据说曾发表了数百篇新闻通讯，后在某著名大学新闻系读研，也到社里应聘。这位仁兄面试时是一问三不知，连“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空军人士不知航天飞机，晕），只是口口声声说“我这人只知埋头写，那些事……平时没怎么关注”当时一名主编没和他客气：“不对吧？你说只知道笔耕，你的试卷上连目前中央领导集体何许人也都答不上来，难道你不觉得新闻专业的在读研究生不了解这些是不可原谅的吗？”
北大病了，天知否
在和新闻出版界的几位同行说起这些事，他们说什么也不相信，断定我们碰到的这些人拿的肯定是假文凭！我们自然清楚那并不是假文凭。要不是我亲自参加批阅那批学生的应聘考卷，我也不会相信这就是我面对的现实：
中文系学生不知米兰·昆德拉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何许人也；外语系学生把IexistwhileI‘mthinking翻译成“我思考，同时我存在”；历史系学生对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懵然不知……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还找过那位北大历史系学生问了问究竟，想听一听理由。我希望他说出对这一类知识填空题的批评性意见，哪怕是能从他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你们知道一个黄仁宇，不错；你们的读书趣味很有意思。可你们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吗？我的优势是……”或者是：“惭愧，《万历十五年》我没读过；可是我能告诉你万历年间大约有哪些人物很出名，有张居正、戚继光、李贽等，我只是不愿意蒙……”
那是个清瘦的戴深度眼镜的男孩子，转动着眼睛，边说边搔着后脑勺：“我知道我考得不好……按理说题也并不难，可能……可能是我准备得不太充分吧？”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难道你认为这一类题还要需要专门准备复习吗？”
可能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说辞有些不妥，又说：“其实……有好些填空内容，平时也听说过了的……可不知怎么回事，笔试的时候就记不得了……”
我问他：“你们同学也没有议论？老师也没说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来没听说过吗？”
男孩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很坦诚地说：“学业忙，不大看课外书……”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你们总能根据学到的知识回答出万历年间有哪些著名人物吧？既然你知道这套题不是偏题、怪题，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出题的用意，以你北大历史系专业的功底，随便写几个人名应该不成问题吧？”
男孩子低下头，点一点，又摇一摇，说：“明朝我不是很熟，我是专攻日本历史的……”
这时老董凑上来打断了他的话：“你是一个本科生，奢谈什么’专攻‘？！你说明朝你不熟，那你说说哪朝你又熟了？戚继光、张居正这些人不是中学历史就应该学过的吗？”我连忙劝住了老董，那男孩挺不高兴地走了。
可能是我们做得过分了一点，人家落聘了，还把人家叫住一顿数落。被老董这么一抢白搅了局，我也没机会再问出什么。晚上我和他们聚在一起喝酒，席间有人谈起单位招聘“内部掌握”的“几要几不要”。有人笑言：这“×个不要”可不能传出去，当心“厕所里丢炸弹……激起公愤（粪）”。要是被有关人士知道了，模仿《河南人惹谁了》炮制出一篇《大学生惹谁了》，那咱杂志社的名声可要蒙受负面影响。又有人说，咱们杂志可是标榜“人文精神”的，可在招聘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忒不太讲“人文精神”了。
第64节：次品是怎样产生的
不知怎么搞的，一提起“人文精神”这个词我就郁闷。“人文精神”如今已经是一个用得滥俗得不能再滥俗的词了。上世纪80年代呼唤“人文精神”主要是针对象牙塔外的蛮荒现象而言，侵蚀心灵的丑恶之源主要存在于社会上……那个年代报道的个体户天价酒席打擂台比富的丑闻，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象征。可是，今天我们再提“人文精神”，哼！如今的高等院校还是“人文精神”的天然象征吗？我对此存有很深的疑问。
北大一“怪杰”曾写过一个比喻：有人怕臭，所以把臭袜子扔在床底下；其实怕臭的人不知道，不是袜子臭，而是他的脚臭。虽说这位“怪杰”的莫名走红可以用王朔的“一蟹不如一蟹”来评价，但这个比方是有些道理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令人看不懂，“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咱们都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思路是否可以换一换，不要一味抱怨大学生，不要总是谴责他们如何如何百无一用，而应该多想想次品是怎样产生的。我们看到太多的“人才”，已经没有了读书人的气味……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悲哀？
什么叫“人文精神”？我觉得让一个读书人更像个读书人才是构建当代“人文精神”的当务之急。
“读书人要像读书人”怎么理解？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说了这么一句话：人最值得选择的生活，就是免于为生计劳碌的闲暇中自由地进行纯理性的沉思，沉思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讲的是自由教育的本质问题。他老人家用了“沉思”这个词，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尚、最值得去追求的。那么我就不能不说说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浮躁的教育了。我们很难看到有好学而多思的学生，能够看到的只是一种催长素时代下张皇失措穷于应付的可怜孩子。
小的时候，外婆会指着画片教我说：这是兔子，这是小花猫。外婆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指导我，目的就是不让我把兔子认成猫，把小花猫认成兔子。老人家只想告诉我：甲就是甲、乙就是乙，了解这一点是明辨是非的第一步。王小波杂文提到肖伯纳写的一件事：一个学子多年以后回到家，他父亲问他这些年在外面都学了什么技能？从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到工匠活一一问过来，儿子都摇头，说：“我不曾学这些，但是我学到了更重要的本领，就是明辨是非。”话音刚落，他老爸抄起烧火棍子就把他给撵了出来，骂道：“小混蛋！你对文学艺术天文地理数学图画无一知晓，就敢说明辨了是非？”
从某些手持名牌大学文凭的莘莘学子脸上我分明就看到了“但我明辨是非”的神气。一位高校教师反复对她的学生讲：知识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美好的。这话说得恳切，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