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挖苦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头上来了。他们扬言我需要人家捧场，需要都市的娱乐，连半个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里有数，让他们说去，还是我行我素。霍尔巴赫先生免不了对我还是有点好处的，他给勒·瓦瑟老头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老头那时有八十多岁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个很大的累赘，一个劲儿请我把他打发走。他被送到一个慈善机关去了。差不多一到那里，衰老之年和离家之痛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不怎么怀念他，但是戴莱丝疼爱老父，一直就抱恨终天，后悔不该让老人以风蚀之年，远离她而了此残生。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个客人来拜访我。虽然他是我的一个旧相识，这次来访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说我的朋友汪杜尔，他有一天早晨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我觉得他变得多么厉害啊！早年的风韵完全没有了，我只见他一副下流样子，使我无法跟他放怀畅叙。也许是我的眼光变了，也许是酒色使他变得迟钝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来是出于青春的光辉，而现在青春时期早已逝去了。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我们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往日交游的旧情又强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时代的回忆。我的青春是那么温馨地、那么诚笃地献给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现在这位女人的变化之大也不亚于他啊。还有那幸福时代的许多小故事，在托讷度过的那浪漫的一日，当时我是那么天真、那么酣畅地处在那两个妩媚可人的少女之间，她们对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她们的手。但是，尽管如此，她们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强烈、那么动人、那么持久的怅惘；当年我是感到了一颗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荡力量的，现在我相信它们是一去不复返了。所有那许多缠绵的回忆使我为已逝的青春、为永别了的青春狂热，洒下了眼泪。唉！我对这种狂热的不幸重来又该酒下多少眼泪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就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还有过一件十分称心的痛快事，我领略到了它的全部纯洁意味。南锡学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几部戏剧知名，这时又在吕内维尔当着波兰国王的面演了一出剧。他在这个剧本里写了一个竟敢执笔和国王较量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博得国王的青睐。斯塔尼斯拉夫为人豪迈，不欢喜讽刺，一看有人竟敢这样在他面前评说时人，非常愤慨。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和我，通知我说，国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学士院。我回信恳求特莱桑先生在波兰国王面前关说，为巴利索开恩。恩是开了，但特莱桑先生以国王名义通知我时，又补充说，这件事将在学士院的档案上登记下来。我又复信说。这样一来，不是开恩，倒反使一个惩罚传于永世了。最后，由于我再三恳请，总算获得了圆满的结果：档案上将不作任何记载，对这种事将不留下任何公开的痕迹。在办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不论是国王也好，是特莱桑也好，都对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颇感欣幸。我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对一个人的尊敬，会在这个人的心灵里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所产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贵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里已经录下了特莱桑先生的信和我的复函，原稿存甲札，第九、十及十一号。
我完全知道，万一我这些回忆录将来得见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迹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传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传之未来的事还多着呢。我念念不忘地写这部忏悔录的伟大目标和把一切都全盘托出的这样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心，将不容许我为某些细小的顾忌而意存规避，否则就会使我离开我的目标了。在我所处的这种离奇、独特的环境中，我太应该对真理负责了，不能对别人再有所怜恤。要彻底认识我，就应该从我的一切方面来认识我，不管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我的忏悔必然和许多别人的忏悔联系在一起；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都以同样的坦率做这两种忏悔，虽然我想对别人多加照顾，但是我不认为我应该对任何别人比对我自己要照顾得多些。我要永远公平、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的范围内说别人的坏处，并且非不得已时不说。在我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况时，谁还有权利对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写忏悔录绝不是为着在我未死之前发表的，也不是在有关的人们未死之前发表的。如果我的命运和这部书的命运都能由我作主的话，这部书应该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者由于对真理的畏惧而作了种种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迹扫除净尽，这就使我为保留这些痕迹而不得不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后应该湮没无闻，那么我就宁愿不牵累别人，而毫无怨言地把一场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奇耻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还要存留下去，那么，我就应该努力使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者的面貌和这个名字一同流传下去——但应该是按真实情况，而不是按许多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要描绘的那样。
第九章
我急于要住进退隐庐，等不及明媚的春季来临，住宅一收拾好，就赶紧搬进去了。这就引起了霍尔巴赫一伙的一片嗤笑声，他们公开预言，我守不了三个月的寂寞，就会羞惭满面地回到巴黎，过跟他们一样的生活。而我呢，十五年来都是如鱼失水，现在仿佛又要回到故渊，对他们开的玩笑根本没有理睬。自从我不由自主地投身到社交界以来，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我那亲爱的沙尔麦特和我在那里度过的甜蜜生活。我感到我生来就是为了退隐和乡居的，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生活得幸福。在威尼斯，在公务纷忙之中，在外交使节的高位之中，在升官晋爵的骄傲之中；在巴黎，在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在晚宴的口腹享受之中，在剧院的夺目光彩之中，在虚荣的幻烟迷雾之中；对丛林、清溪、幽静的散步的回忆经常使我分心，勾起我的愁思，引起我的嗟叹和憧憬。过去，凡是我能强制自己去做的那一切工作，凡是曾使我打起一阵阵精神来的那一切野心勃勃的计划，都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一天能过这种幸福无穷的乡间逍遥生活，而这种生活，我此刻正深自庆幸即将到手了。我原以为只有相当的富裕才能实现这种生活，现在我诚然没有发财，但是我觉得，以我这种特殊的地位，无需发财，很可以由完全相反的途径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个苏的年金；但是我有点名声，有些才气；我很俭朴，那些为了不招人非议而必需的开销又都摒弃了。除此之外，我虽然懒散，可当我愿意勤劳的时候，还是勤劳的；我的懒散不是游手好闲的人的懒散，而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的懒散，他只是在爱干活的时候才干活。我抄乐谱的这个活计，名既不高，利又不厚，但是靠得住。社会上很满意我有勇气选定这个职业。我不愁没有活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地干也就够维持我的生活。《乡村卜师》和我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郎，有了这笔存项，我就不至于受穷。再者，我正在写几部作品，有希望不必向书商索取高价就可以再补充一些收入，足够使我能从容工作，不必过分劳累，甚至还有散步的余暇。我的小家庭，一共三人，个个都有事做，维持生活并不要太大的花费。总之，我的收入是跟我的需要和欲望相称的，使我有可能按照个人志趣选定的方式过幸福而持久的生活。
我很可以完全走上牟利的道路，让我这支笔不去抄乐谱，而完全用来写作。以我当时已有的、并且自觉有力量维持下去的那种一飞冲天之势。只要我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我的作品就可以使我生活得很富裕，甚至生活得很豪华。但是，我感觉到，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需求和贪欲也许会使我写得快点，却不能使我写得好些。企求成功的欲望纵然没有把我送进纵横捭阖的小集团，也会使我尽量少说些真实有用的话，多说些哗众取宠之词，因而我就不能成为原来有可能成为的卓越作家，而只能是一个东涂西抹的文字匠了。不能，绝对不能。我始终感觉到，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才能是光彩的和可敬的。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我把我写的书送到公众面前，确信是为公众的利益说了话，而其他的一切都在所不计。如果我的作品被人抛弃了，那是因为人们不愿从中吸取教益，那就算他们活该。就我而言，我并不需要靠他们赞许来生活。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职业也能养活我；也唯其如此，我的书倒真能卖得出去。
一七五六年四月九日，我离开了都市，从此就不再居住在都市中了；后来，无论在巴黎也好，在伦敦也好，在别的都市也好，几次短暂的勾留，都是路过，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我都不把它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自己的车来接我们三人，她的佃户来运我的简单的行李，当天我就住定了。我发现我这小小的幽居里的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是干干净净，甚至还很雅致。为这陈设费了一番工夫的那只手使这陈设在我的眼光里格外具有一种不可估量的价值。我觉得在我的女友家里作客，住在我亲自选择的、由她特意为我建造起来的一所房子里，真是乐趣无穷。
虽然天还很冷，甚至还有些残雪，大地却已经开始萌动了；紫罗兰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的苞芽也开始微绽。我到的当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在毗连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听到了夜驾的歌唱。我矇眬地睡了一阵之后醒来。忘记了已经迁居，还以为是在格勒内尔路呢。忽然一阵莺声叩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我对周围的那些乡村景物的印象如何。我先不安排我的房间，而是先出去散步。在我的住宅周围，没有一条小径，没有一片修林，没有一丛灌木，没有一块僻壤，不是我在第二天就跑遍了的。我越观察这个媚人的幽境，就越觉得它是为我而设的。这地方僻静而不荒野，使我恍如遁迹天涯。它具有那种都市附近难以找到的美丽景色；你突然置身其中，就绝对不能相信这里距巴黎只有四里约之遥。
我沉醉于乡村景物中的几天之后，才想到应该把文稿整理一下，把工作安排安排。一如既往，我规定上午抄乐谱，下午带着我的小白纸本和铅笔去散步。我从来只有sub dio（在露天下）才能自由自在地写作和思考，所以不想改变这个方法，我打算从此就把那片几乎就在我门口的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已经有好几部作品都开了头，现在拿起来检阅了一番。我的写作计划是相当壮观的；但是在城市的喧嚣之中，进展一直很慢。我原就打算等到纷扰减少一点的时候，稍微做得快一些。我想现在可以说宿愿是终于实现了。象我这样一个常常生病的人，又常跑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府，又常被许多没事做的好事者跑到家里来钉住不放，而且又始终如一地拿半天的时间抄乐谱，如果人们数一数、量一量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度过的那六年之中所写出的作品，我相信，他们会发现，如果我在进一段生活中浪费了时间，至少也绝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面。
在我已经动笔写的那些作品之中，我长久以来就在构思，搞得最有兴味，并想以毕生的精力去搞，而且，依我主观的看法，将来最能使我成名的，就是我那部《政治制度论》。我第一次想写这样一部书，已经是十三、四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在威尼斯，曾有机会看出，这个被人们如此夸耀的政府，竟有那么多毛病。从那时起，通过对伦理学历史的研究，我的眼光又扩大了许多。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这里“最好”这个词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我又看出，这个问题又极接近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使两个问题不是相同的）：哪种政府在性质上最接近于法呢？由此便产生：什么是法？以及一连串与此同样重要的问题。我看出，所有这一切正把我引导到伟大的真理上面去，这些真理有益于全人类的幸福，特别有益于我的祖国的幸福——在我最近那次旅行当中，我在我的祖国没有找到在我看来足够正确、足够明晰的关于法律与自由的概念。我曾以为，用这种间接的方式为我的同胞提供这些概念，是最能顾全他们的自尊心的，也是最能使他们原谅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他们看得稍远一点的。
虽然我写这部作品已经五、六年了，写得还是不多。写这一类书是需要沉思默想的，需要闲暇与安静。而且，我这部书是悄悄地写的。我不愿意把这个计划告诉任何人，连狄德罗也没有告诉。我生怕，对于我写书的时代和国度来说，这计划显得太大胆了，朋友们的惊慌会妨碍我的计划的执行。我还不知道它能否及时完成，赶在我生前出版。我希望能无拘无束地把我的这个题目所要求的一切都全部发挥出来；我深信，我既没有喜欢讽刺的脾气，又绝不想攻击别人，平心而论，�